苏联文学界关于描写卫国战争的小说“一寸土”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文学界关于描写卫国战争的小说“一寸土”的讨论
1959年苏联“新世界”杂志5、6月号上发表了格里高利·巴克拉诺夫的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一寸土”。小说发表后，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仅涉及到了如何正确评价这本小说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苏联文学如何正确描写卫国战争的一些原则问题。今年1月号“世界文学”又选择译载了三篇讨论文章：拉扎列夫的“我们的一寸土”；柯兹洛夫的“争论没有结束……”；巴拉巴什的“‘小’人物的大世界”。
拉扎列夫认为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是一本描写卫国战争有特殊成就的作品，它是最近苏联文学界出现的某些青年作家“照士兵目击的那样来描写战争”的方式写出来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战争，并且回答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拉扎列夫认为，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特点，在“一寸土”里表现得很明显。他说 ：“死亡、流血、满目疮痍的破坏，这一切在巴克拉诺夫的作品中都无情地揭示出来了；因为我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新的战争威胁的那顽强斗争的年代，使得他有权这样表现。”他还说：“‘一寸土’是用第一人称，非常平易恬淡的风格写的，但不仅是在机枪点射下奔跑的人们喘不过气来，而当我们读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们眼睛也发黑了。巴克拉诺夫善于描写激烈的战斗，排炮轰击声和冲锋枪的哒哒声并没有掩盖住呻吟和低语声，在硝烟中可以看清兵士的眼色。他善于看见，他不怕看见好的和坏的、恶劣的和光明的事物。他的小说是真实的，合乎人情的。”在这篇文章里，拉扎列夫还提出了“一寸土”的“真实”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只以所涉及事件的广度，而不是以主人公精神世界刻划的深度，来衡量作品中的真实力量，那自然，就很容易把‘一寸土’认为是狭隘的、有限性的作品了。”他认为巴克拉诺夫虽然只写了“某一个炮兵连，保卫着我们窄窄的一小块战斗据点——两块高地，一小片林子，一块玉米地”。但在他的“笔下的那一寸土地，已经足够广阔，一个苏联人的性格能够在这里把自己充分地、广阔地、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柯兹洛夫在他的“争论没有结束……”一文里，不同意拉扎列夫对“一寸土”的评价，他说：“巴克拉诺夫的写法是赤裸裸的，有时甚至是露骨的。他仿佛在说 ：瞧，这就是我青年时代所见到、而现在愿意告诉给大家的真正的战争。它是极其残酷的，可怕的，血腥的。”他还认为这本小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对于雷马克在描写战争上所用的自然主义手法实在是用的太多了，在刻划人的畏惧心理和战争的恐怖上费了不少笔墨”，而且在“描绘出一幅恐怖和死亡的图画时，作者有时竟好像抛开了一个作家的主要任务——表现苏联人的坚毅不拔的毅力，而使得刻画恐怖和死亡本身成为目的。”柯兹洛夫说：“我同意，在探讨一部作品时，批评必须考虑到作家的写作意图，从写作意图上着眼来评价艺术效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图也必须用现实的标准来衡量才对。否则，就难免会发生观点上的限制，在死胡同里兜圈子，甚至造成更大的错误：违背生活的真实。”他不同意拉扎列夫的这样一个意见：“巴克拉诺夫笔下的那一寸土地，已经足够广阔，一个苏联人的性格能够在这里把自己充分地、广阔地、多方面地显示出来”，他说：“小说里恰好没有‘充分’、特别是‘全面’地表现出苏联人的性格，作者没有给这一点创造必要的条件。”他说：“就作者打算尽可能细致地观察人的内心活动这一创作意图来说”，“这种观察的结果是过于片面，许多人物的思想完全是、或者差不多完全是围绕着一点打转：是法西斯匪徒打死我，还是我打死法西斯匪徒。”柯兹洛夫认为，“战争时期，几乎是它的最后阶段”，“苏联人的精神世界”绝不是“那样狭小”，“不是的。他的脑子里惦记着祖国、人民和党，想着莫斯科、战略、未来的胜利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这一切每一个兵士都在想，而且也不能不想！这些思想是无形的，但是它们把兵士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成为战士政治和道德的因素，这种因素也就是战士斗志的基础，决定着他的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他还认为“小说‘一寸土’里缺少政治工作者的真正的形象”，这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政治工作者的活动就是同战士的内心活动和希望，他的政治自觉和积极性打交道的。”不过，尽管如此，柯兹洛夫还是认为，“全盘否定”“一寸土”，也是不对的。他说，“一寸土”还是“有不少真实的、好的长处”，“‘一寸土’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表现了战争是人类的一件艰苦而残酷的事，要有真正铁一般的毅力、韧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作品写得很生动，细节描写很细腻，使我们感到一种特殊的时代气息和色彩以及深刻的戏剧气氛。这部小说大致说来是富有才华的。”
巴拉巴什在他的“‘小’人物的大世界”一文里，也是不同意拉扎列夫对于“一寸土”的评价的。他说：“由于崇拜者们的大力推荐，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简直成了文学界注意的中心，被说成是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小说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新的成就’。其实，无论是这个中篇的优点，也无论甚至是作者的带有教育意义的缺陷，都没有给这种说法提供什么根据。因此，拉扎列夫企图从当前的小说中特别提出巴克拉诺夫以及另外几个‘又重新（就是说，在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长篇‘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之后）谈起照兵士目击的那样来描写战争’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来，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了。”巴拉巴什认为“说巴克拉诺夫对战争醉心于自然主义的描绘而把人们的痛苦写得太露骨了，这话是很公允的。的确，他把动物性的恐惧感觉强调得过了分，这种恐惧在战斗中主宰着士兵，剥夺了他们控制自己的任何力量。同时也不能不同意这一点：作者是故意要使‘一寸土’和所有其它战区脱离关系，他是公式化地，有时还带些漫画的成份描写‘上级’的。而这不过是结果，不过是那主要的东西——‘小人物’思想——的具体的艺术表现；这个‘小人物’被卷入了可怕的战争漩涡，在他们命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强大力量，是盲目的遭遇，是永恒的本能，可决不是自觉……”巴拉巴什又说，有些批评家引用“一寸土”“作者和主人公所说的关于祖国、功绩、一个苏联人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分不开的一些言论”，来证明小说的“主人公并不与‘苏维埃人所共同具有的思想’相悖谬”。他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判断一个作家的思想艺术立场”，主要的不是凭“作者的宣言”，凭“一些人物的‘言论’”，而是凭“作品所产生的思想和形象的总体”，凭人物的“行动”，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特征”，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看到，巴克拉诺夫在许多方面都把他的主人公在其中生活并在其中斗争的世界狭隘化了。使它变得贫乏，同时把人物贬低，‘平庸化’了，使他们成了命运的玩物，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中浮沉。”他说：“如果巴克拉诺夫的意图真的是要表现战争中平凡的、‘渺小的’苏联人，那末，这种意图本身就不对，它是建立在不健康的基础上的，因为在我国，普通人的朴实、平凡这个概念，是跟他的伟大和强有力分不开的。”“苏联的普通人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盛名的许多人来也要高出一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的保证。我们英勇的现代人，普通的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主人公。”巴拉巴什对于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必须根据作家自己所确立的规律去评判作家”的意见，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句话中间，他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尊重艺术家的独特性，要深入体会作家的思想意图，倒不如说是肯定作家的‘绝对’自由，他是不受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的现实主义艺术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这在最近已经在文学中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髦风尚。据说，这是为苏联文学的‘多样化而斗争’，是要发扬创作个性。实际呢？这就是主张不论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都得接受，就是不要明确的标准，不要批评的原则……”。巴拉巴什虽然也说：“不应当闭上眼睛不看巴克拉诺夫这部小说里的好的地方，首先是贯穿其中的非常使人有好感的抒情音调，动人心弦的诚挚语气，许多写得真实、英勇的篇页”，但他认为，“正因为如此，对于作品中的主要的倾向就更应该进行坚决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