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大门——介绍山东掖县西由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活动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大门
——介绍山东掖县西由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活动
刘培仁　方家文　李建林　杨世欣
山东省掖县西由人民公社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解放前，粮食亩产量只有二百斤，每年的粮食不足半年食用。因此，人口大量外流，有三分之一出外谋生；每年从东北越海运来粮食二百余万斤。解放后，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到公社化前一年——1957年，亩产量已达到四百四十斤，不仅解决了口粮问题，而且还向国家出售七百九十万斤余粮。大跃进的1958年，亩产量跃增到六百二十一斤，提前九年超额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指标。公社化后的第一年——1959年，增长速度更为惊人，全社六万三千亩土地，平均亩产八百五十斤以上，比特大跃进的1958年又增长了37％。
这里生产发展如此迅速，首先是生产关系方面不断革命的结果，同时，也是科学技术方面不断革新的结果。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广泛采用新技术打开了新的局面，而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又大大地加速了生产的发展。
从两个技术组到全民办科学
西由人民的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这里的人们采用新技术也是在十年前建立了互助组以后才开始的。当时的互助组虽然采用了一些新技术，但由于人少力薄，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到1953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王贾农业社党总支书记的倡导下，建立了第一个技术组，进行新技术的学习、试验和推广。随后，后吕农业社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技术组。这是当地农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萌芽。这个萌芽一出生，就受到党组织和社委会的重视。农业社的党总支从各方面支持技术组的活动，鼓励他们冲破一切困难，同落后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当时很多社员不明白技术组的作用，看到他们经常跑到试验田里进行观察，有人就讽刺说，这是“磨洋工”，既浪费人力，又糟蹋土地。年轻的姑娘张焕英在田里进行品种培育时，有人故意提出许多问题难她，张焕英因为试验还无结果，只好回答说：“这个问题还得研究研究。”一些好说讽刺话的人，见了面就称她为“研究研究”。技术组的青年虽然不断地受到讽刺和挖苦，但由于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没有被这些冷讽热嘲所压倒。技术组成立的第二年，从外地买来了“燕大八一一”谷子良种，在试验田里密植了七分作试验，每亩合四万二千株，比当地一般谷子密一倍。定苗以后，老农张元才说：“走到地里就不能睁眼，一看这么密就气得慌，别看苗好，也不能秀穗。”后来秀了穗，他又固执地说：“秀穗也不能结粒。”到谷子成熟时，社员们去收割，张元才还认为收不到什么，不愿去。大家把他拥了去，他连看也不看，只是摇头叹气。结果打出来一称，每亩合八百二十三斤，比当地一般产量高一倍以上。张元才这才说：“良种密植我老汉算服了。”技术组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从不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但是，科学技术真正普及到全乡，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是公社化以后的事情。
1958年8月间，全乡二十个高级社合并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和生产的大跃进，更加迫切地要求广泛地采用新技术；同时公社化运动也为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推广新技术、培养技术人材创设了优越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社一成立，就在社党委的领导下，在党委委员、公社社长徐建春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社里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技术站、红专学校以及拖拉机站、气象站、畜牧兽医站等；各大队都建立了青年技术队、农业机械队、老农顾问委员会；各小队都配备了技术员，有的还建立了技术小组，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技术网。这种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是技术革命的强大力量，为农业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简单的试验到复杂的研究
公社化以后，科学研究活动，不但从两个技术组的十几个人普及到全社，而且使技术革新的内容和科学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探讨的问题更加深入。假如过去亩产百八十斤或几百斤的时候，依靠固有的经验可以解决的话，那么今天要亩产千斤，或者更高的产量，没有更高的科学技术，就不能解决问题了。西由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正是根据这种新的需要，沿着步步深入、步步提高、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的道路前进的。公社化前，两个技术组只种着几亩试验田，在水、肥、土、密、种等几个主要方面作一些简单的对比试验。现在公社和生产大队一下子拿出五百多亩土地，给红专学校和青年技术队作试验田和示范田，并为他们添置了必要的科学研究仪器和设备，其中包括温室、显微镜、标本室等。科学研究的规模更大了，项目更多了，也更系统、更完善了。他们根据生产的需要，以农业“八字宪法”为中心内容，研究各种农作物在各种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下的生长规律；研究各种农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肥料；研究各种品种的优劣，并培育新品种；研究预防小麦倒伏，防治各种病虫害的方法，以及耕作密植等各种技术；研究牲畜的饲养、管理、繁殖和防疫；对每日气候变化作详细的记录。目前他们的试验项目已达八十二项。试验的方法也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1959年的小麦试验中，光红专学校就划了三百多个试验小区，对“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都作了几次试验、几十个处理。在试验设计上，也更加科学了。田间观察都有详细记录，并且建立了档案资料，这大大提高了试验的准确性。在试验中，他们还引用了农业科学研究上的一些最先进的科学成就。如和省农业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同位素钴60处理玉米种、用X射线处理小麦种的试验；与安东制药厂合作，进行了植物生长刺激素——萘乙酸钠和萘氧乙酸钠的效果试验。红专学校在一年中，试制成功了九种细菌肥料和三种农药，其中固氮菌剂、矽酸盐菌肥、根瘤菌肥和磷菌肥已经大量生产，除了满足本社需要，还和县商业局订了销售合同，大批推销。
除了红专学校和青年技术队大搞试验而外，各个生产小队也都结合耕作，在大田里作了许多试验。这种广泛的试验活动，大大加快了科学普及的进程。比如一种试验，在一个单位试验成功，还不敢推广，但同时在几个单位一齐试验，得出共同的结论，就有把握推广了。因此，它既增强了领导上推广新技术的决心，也使群众容易接受。
抓住关键　打开关键
从实际需要出发，解决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是党组织给科学研究工作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则。麦子发生了谷长椿象虫害，用六六六药水喷打了好几次都不见效。技术组长张宝吉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和技术员们不分昼夜地在田间观察，终于发现了这种虫害的活动规律，找到了药治无效的原因。原来这种害虫在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气温达二十四度以后才出来活动，下午两点以后，气温下降，它就躲在地里不出来。它活动的范围在麦秆的第二三节。社里根据这个发现，指示各生产队改变了喷药时间和方法，很快地消灭了谷长椿象。技术组和技术队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细心观察，苦心钻研，完全掌握了当地三十多种虫害的习性和防治方法，历年来对玉米危害很大的钻心虫，由于1959年试验成功用毒沙药治，就被彻底消灭了。良种是增产的一个重要关键，党组织和社委会把搜集、试验、培育优良品种的任务交给了技术队和技术组。几年来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品种进行试验，只后吕一个技术队，就搜集了二百七十四种小麦品种、三十二种玉米品种，建立了“原始品种圃”。王贾一个技术队就培育成功了五种玉米新品种，而且还有一百四十九个小麦杂交组合正在分离。经过多次地反复地对比试验，红专学校和后吕、王贾、诸冯三个技术队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玉米品种在当地以“安东马牙十一号”、“金皇后”、“黄县二马牙”产量为最高，小麦品种以“钱交”、“早洋”、“碧蚂四号”、“蚰子麦”产量为最高。这些品种比当地品种，最低的增产15％，最高的增产30％以上。现在全社普遍地使用了这些品种，全部实现了良种化。实行作物密植以后，通风透光和防止倒伏的问题，很快地排到科学研究的日程上了。现在他们已研究出一些很好的方法。例如，密植后的玉米双株留苗问题，有人说增产，有人说减产，技术队的试验结果证明，每亩四千株时，单株比双株增产16．5％；每亩四千五百株到五千株时，双株比单株增产4．8％到11．1％；每亩七千株时，单、双株没有什么差异。根据他们的观察研究，玉米在四千株以下，密度不很大，单株留苗，株与株分布均匀，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如果双株留苗，就互相遮光，影响生长。但是，在四千株以上，随着密度的加大，田间通风透光的不良影响就要增多，双株留苗可以加大行距，改善通风透光的情况。到了七千株时，因为株距很小，单双株难以分出来，所以产量也没有差别。技术队进行这样的实际试验和科学分析，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人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全面革新　普遍推广
新的科学技术和公社组织生产的强大力量一结合，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仅仅一年，就在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过去这里的庄稼绝大部分是两年三作，一年两作的土地到1957年只占耕地的50％，公社化后的头一年就增加到85％以上。根据1959年的产量计算，一年两作，每亩可收小麦三百零三斤，玉米六百斤，共计九百零三斤；如果按两年三作计算，每亩谷子五百斤，大豆一百五十斤，小麦三百零三斤，共计九百五十三斤。两年的产量比一年的产量只多五十斤。在改两年三作为一年两作的同时，还扩大了间种套作的面积，现在全公社除了小麦而外，几乎看不到一种单一的作物，就连白菜、萝卜地也套作了小麦，真是“地无空闲，四季常青”。耕种方法的改变更为突出，完全改变了浅耕稀植、管理粗放的习惯。拿1959年秋季种植的小麦来讲，除了社里的万亩丰产区、大队的千亩丰产方、小队的百亩丰产片的水平更高以外，全公社四万多亩普通麦田几乎一个规格：深耕六寸到八寸，施肥六千斤到八千斤，下种二十五斤到三十斤，播种期都在秋分到寒露期间，而且完全实现了大地畦田化。种完小麦，社员们高兴地说：“现在种的小麦是不早不晚，不深不浅，不稀不密，规格一致，三类苗从胎里就消灭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公社的力量，怎么也办不到。”再拿玉米的管理来讲，过去一般都是一次施肥，遇上旱天才浇水，现在则改为分期施肥，分期浇水，一般都是上两次肥，浇四次水，过去间苗一般都叫儿童去做，现在都由技术较高的人做，达到苗旺苗齐，有利通风透光和充分授粉；中耕锄草过去一般是一次，现在一般是二至三次，过去多是病虫害发生了以后才治，现在是以防代治。
耕作方法的改变，给工具改革提供了新的课题，每一项新技术的推广，都要有相应的生产工具。比如，密植就要有密植耧，深耕就要有深耕犁。1958年秋播时，把八寸宽的小脚耧都改成了六寸宽的大脚耧，1959年又创制了三百二十七部深耕犁。为了迅速地推广畦田化，后邓技术队创造了整畦工具，带在马拉播种机的后面，连播带整畦一遍完成，省去了专门整畦的工序。1958年冬打机井时买不到机井钻，社办机械厂就用马掌大的碎铁，连夜锤炼，打出二百八十斤重的机井钻二十六个，保证了打井任务的完成。1959年治虫时，又赶制了四十部大型喷雾器，支援除虫工作。公社化后一年，全社共创造和仿制了新式工具一万二千零六十七件，其中包括玉米脱粒机一百台，地瓜切片机一百五十台。工具的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大量劳动力，为进一步改革耕作方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社的参谋部　群众的问事处
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推广新技术当中，青年技术队和红专学校是两种很好的形式，也是技术革命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公社党委和各大队总支紧紧地抓住这两种形式，作为自己的技术参谋部，进行科学技术的试验和推广。红专学校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技术学校，与一般的农校不同。它的学习方法是间日制，一天学习，一天劳动，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紧密结合。为了适应这种教学方法，公社拨给他们一百二十九亩地，学校自己建立了细菌肥料厂、牲畜饲养场、果园苗圃等，作为创高产、搞试验和劳动实习的场所。因此，它既是培养技术人材的学校，又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阵地，也是公社的技术参谋部。全校共有学生一百零六名，全是十七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他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学校的生产所得实行供给制。他们的学制是三年。对一个十五、六岁的高小毕业生来说，三年的学习和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参加劳动的准备过程。他们毕业以后，人长大了，劳动本领提高了，并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为了解决生产上的急需，一年中红专学校还为各个生产队训练了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二十四名。随着农业机械的大量增加，他们还开办了短期训练班，训练了三批机械手，共计一百七十多人。
青年技术队，是在生产大队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单位，一般有十来个人，种地二、三十亩。他们的经常任务是：学习、试验、推广新技术；创造高额丰产，为全队树立标兵；协助大队制订技术管理措施，负责各小队大片丰产方的技术指导。这是一支技术传播队伍。他们的学习虽然不及红专学校那样系统，学习的时间不那么长，但是通过实际试验和生产劳动，也是大量培养技术人材的阵地。他们在生产中针对关键问题进行试验研究，给生产队作出样子，受到广大社员的普遍欢迎。社员们遇到了什么难解决的问题，便跑去找青年技术队帮忙。公社党委和各大队的党总支也不断地在红专学校、各青年技术队开现场会，传播他们的新技术和先进经验。社员们高兴地说：“种地不会，问技术队；要想高产，学习‘红专’（学校）。”
科学武装了群众　群众爱上了科学
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开始使农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能劳动、有知识、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一代新人迅速成长起来。正如副社长张永茂所说：“飞机大炮，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一步一步研究出来的。别人能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作？”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雄心大志，来攻克科学堡垒的。张永茂原是一个普通农民，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创造了机器磨、饲料粉碎机、玉米点播器等许多新式农具，成为技术革新的能手。在作物栽培和管理方面，他也进行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和试验。现在他成了省农业科学院的兼职研究员。后吕技术队长徐建民，是个育种能手。为了培育新品种，他和队员们四处奔走，搜罗优良品种。同时他还学会了运用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的育种方法，学会了玉米自交系双交种的先进育种方法，搞了六十三个组合。养猪场年轻的女场长王克英，高小毕业后三年，就学会了饲养、管理、繁殖、防疫的全套养猪技术。因为她给猪治病的技术很高，社员都称她是“猪先生”。各方面的出色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现在全公社已有技术员、机械员、兽医员五百五十四人。这种农业技术上的新人材，将随着人民公社的成长，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发生的巨大作用，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人们的脑筋。过去，凡是一种新技术的提出，新工具的改革，新制度的规定，总是遭到保守思想的抵制。有些人总爱拿“老辈没见过”、“老辈没这么做”的话，来反对新技术的推广。而现在，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利用，广大社员从亲身体验中，认准了科学技术的好处，对科学发生了兴趣。“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成了群众舆论的中心。“试验试验”，“研究研究”，成了人们的口头语。队队搞试验，人人学科学，已成了普遍风气。从公社党委书记到一般社员，都参加了科学研究工作。年近七十岁的老社员李作坤，还进行了防治谷子白发病和高粱黑穗病的试验。1959年麦收时，四百名小学生参加了田间选种和搜集“变异穗”的活动，共搜集了有培植试验价值的“变异穗”十七种。科学神秘化的思想被打破了。社员们说：“能多打粮食，就有科学”。同时，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连续出现，对“增产到顶论”的思想，也是一个冲击。1959年红专学校种的一百二十九亩试验田，平均亩产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比一般生产队的大田产量高一倍。这个事实，雄辩地告诉人们：土地还大有潜力。社员们说：“看看自己种的地觉得满好了，和‘红专’一比，我们还得使大劲才能赶上。”
科学技术大发展　没有公社办不到
一年来社办科学的事实证明，科学事业的发展如此迅速，技术革新的成就如此之大，如果没有人民公社，那是很难办到的。过去，农业社户数少，规模小，力量单薄，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人力和土地，专门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小社由于组织规模、活动范围的限制，新的技术也不易全面推开。公社化以后，政社合一，原来的高级社变成了公社的生产大队，这就可以按照公社的统一规划进行生产，执行统一的技术规格。同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有充分的条件，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革。例如，要将两年三作改为一年两作，增加一季作物，就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过去很多农业社不能进行这项改革，与社小劳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但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劳动力能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安排，挖掘了劳动潜力；由于举办了许多福利事业（托儿所、食堂、缝纫组等），解放了六千多名妇女劳动力；由于农业机械的发展（新增添拖拉机八台，煤气机、锅驼机六十七部，脱粒机八部，联合收割机一部，汽车一辆），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就使进行这项改革有了足够的条件。同时，社办工业的蓬勃发展，也给工具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人民公社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为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西由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正沿着这条广阔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