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人民公社史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喜读人民公社史
王城
近年以来，我国各地出版了十多部人民公社史，这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就已经出版的人民公社史看来，人民公社史的出版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华北有山东范县龙王庄人民公社的“一个老根据地的人民公社”和河北的“徐水人民公社史”，在东北有辽宁宽甸县火车头人民公社的“建设山区的火车头”，在东南有上海的“解放人民公社史”和浙江舟山县蚂蚁岛人民公社的“解放前后的蚂蚁岛”，在华中有湖北十月人民公社的
“十月人民公社”，在华南有福建南台岛城门人民公社的“旭日东升——城门人民公社史”和广东的“英雄的虎门——虎门人民公社史”，在西南有四川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的“绿树成荫”和贵州的“长石人民公社史”，在西北有新疆的“人民公社好——新疆人民公社调查”。此外也有少数民族的公社史“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等等。这些公社史，有的是用文艺形式编写的，有的是用历史体裁编写的。不论采用哪种形式，许多公社史都首先控诉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它们是劳动人民用血泪和仇恨写成的历史。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乎所有的公社史更多地是记述他们如何与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史迹。人民公社史说明，当我国农民一旦有了党的领导，他们就力量无穷，不可战胜，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翻了身。从这些公社史里读者会进一步看到，我国农民又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从单干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由高级社进入人民公社。例如，宽甸县火车头人民公社先是由罗圈夹的六户农民组织了一个互助组。经过四年的发展，到1952年，以这个互助组为主，成立了十六户的农业社，这就是火车头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到1955年转入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它已经发展到九百多户。到1958年8月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六个乡的六个大社的人民公社了。在这十年光荣的历程里，这个公社真像一个山区的火车头，在党所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风驰电掣，飞跃前进。像其他人民公社一样，这个公社从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开始，就向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反革命分子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也向自然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就这样，人们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人民公社史反映了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从而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不断与自然斗争从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
人民公社史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而不是采取“恩赐”的办法；在土地改革后，党不使革命停顿下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而是“趁热打铁”地广泛发展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并经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等几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对我国农业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党又采取了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步步高升”，使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亲身体会到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的事实，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因而合作化每一步骤的发展，都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从人民公社史中我们看到农村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活动与斗争，这里既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党又如何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把工农联盟置于巩固的基础上，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分析，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在这方面，所有人民公社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其中《绿树成荫》等书的记述，具体而又动人。
从这些人民公社史中可以看到，人民公社虽然建立的时间很短，但它却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城门人民公社在公社化后，由于全面规划平整土地，调整使用拖拉机，扩大了灌溉面积七千多亩，使公社全部田地实现了灌溉自流化；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在良田果园之间建立起工厂和畜牧场；托儿所、食堂、敬老院、文化宫都普遍建立起来，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得到统一合理的安排。该社1959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一百四十八万八千多元，比1958年上半年未办公社时的总收入增加了43％；1959年上半年的公共积累增加到二十二万多元，超过了原有四十三个农业社三年积累的总和。同时，全社95．8％的社员，也普遍增加了收入。这些史实以及其他人民公社史的同样的材料，对于诽谤人民公社的人是最有力的回击。
所有这些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光荣历史，是党的总路线胜利的见证，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见证。正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国数亿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才“一步一层天”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幸福走向幸福。
人民公社史的写作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公社史除了少数是作家和下放干部编写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农民自己写的，或者是农民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一般做法是公社成立公社史编辑委员会，“书记带头，全民动手”，发动群众写作。例如，“十月人民公社”一书是由“书记带头，全民动手”来写的。参加写作的，有生产队的党委书记，有农民，有少先队员，有六十多岁的婆婆等等。他们对于写自己的历史表现了极高的兴趣。又如“虎门人民公社史”是在公社党委亲自领导下写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公社成立了公社史编写委员会，各生产区都设有编写小组。社员们听到要编写自己的历史都很高兴，有的干部深夜开会回来写材料到天亮。在座谈会上，很多老太婆一面流泪，一面控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滔天罪行。这都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劳动群众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响应党的号召，解放思想，打破迷信，自己编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写出来的公社史，具有许多共同的特色：内容丰富多彩，字里行间洋溢着劳动人民高度的革命热情，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芒。人民公社史许多文章中个性化的语言，平易朴素而寓意深刻的叙述风格，别具一种引人的魅力，使人读来特别感动。并且，从上述十月人民公社和虎门人民公社写作的过程看来，发动群众写公社史的本身，就是“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自我再教育，以及提高思想觉悟的过程。
当然，称颂发动群众写作人民公社史，并不意味着排斥文艺作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作公社史或编写人民公社史的资料和调查报告等等。事实上，有的人民公社史就是有关的专业干部参加编写的。例如，山东范县龙王庄人民公社史“一个老根据地的人民公社”，就是中共龙王庄公社委员会和中央农业部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山东小组合编的。这部公社史不是像多数公社史那样用文艺形式写的，而是用历史体裁写的。书中首先对这个公社的历史、地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成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情况作了一般的考查，然后逐章论述了在封建反动统治时期、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人民公社第一年的历史。由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农业部的下放干部，他们熟悉业务，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所以这部公社史写得相当成功。它用事实和逻辑力量论证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这对于科学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看来，人民公社史的编写工作，也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这对于今后出现更多更好的人民公社史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不论用什么体裁来编写人民公社史，它们都必须反映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生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人民公社发展道路上的阶级斗争。以文艺形式编写的人民公社史来说，既要反对编写方法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又要反对只从艺术水平的高低来编选和评价人民公社史的观点，而后者尤其应该注意。如果能够抓住足以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性的人物和事件来描述人民公社的历史面貌，并且使作品具有感人的魅力，那末这种作品应该是最好的。在这方面，四川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史“绿树成荫”得到了读者较高的评价。但是，有的人民公社史却不是这样。例如，在记述人民公社成立前的历史时，有的公社史编选了不止一篇有关这个公社历史的民间传说，却没有一篇有关这个公社进行土地改革的文章。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关于人民公社史取材范围的问题。现在出版的人民公社史的取材各有不同：有的从组织互助组谈起，（如“建设山区的火车头”），有的从土地改革开始（如“绿树成荫”），有的从有关这个公社的几百年历史或者是民间传说叙述起（如“徐水人民公社史”），等等。其中，第一、二种情况较多。不论取材范围如何，但是人民公社史是应该详今略古的，主要还需要反映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如果把它写得像过去的县志那样，那是值得考虑的。
关于编写人民公社史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容许虚构与否的问题，也是人们注意的问题之一。看来“有闻必录”式地所谓“纯客观”主义的编写观点是不对的；但是为了某些艺术上的理由，对公社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虚构，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人民公社史虽然可以用文艺形式表现，但它毕竟与小说、散文和诗歌不同。
人民公社史是出版物中的新品种，编写人民公社史也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在摸索经验。我国在短时间出版了十多种人民公社史，虽然并不是每一本都有很高的质量，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收获。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如果我们通过书籍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教育读者，这个工作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相信，作者、评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一定会不断探讨和总结经验，提高编写水平，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人民公社史出版，并且其中有一些一定会成为我们伟大时代的纪录和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