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苏地主分子诬赖农民是“特务” 三辈长工竟被扫地出门 贫雇魏殿花来本报申诉恳请调查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西苏地主分子诬赖农民是“特务”
三辈长工竟被扫地出门
贫雇魏殿花来本报申诉恳请调查
农民们：
我们报纸，欢迎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凡是大家提出的机关、团体、个人，他们都要表示态度。该作检讨的作检讨，该按照大家意见办事的要接受下来办。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作解释，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的干部写，要不就亲自来报馆跑一趟，再不行，写个信给报馆，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魏殿花五十六岁，沙河三区西苏庄人，贫雇成份，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个荣退军人。但是他和他儿子，都被坏村干“整”成了“特务”，打死打活的一直不放。后来群众把他保出来，坏村干还是不准他和人说话，不准他离开村子。并且威胁他说：“你如果跑到县上去告，你就不用再回西苏庄了。”阴历去年腊月底，他儿子到外村担柿子，碰见别人读报，读到武安南丛井徐更的申冤这一段，知道天大的冤曲也能申诉，便假装包东西把这张报要了，回家告诉父亲。魏殿花拿着这张报，偷跑出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报馆来了。他谈的时候，说说就哭得说不下去了。他怕坏村干见他一跑，又去吊打他的儿子，他要求政府替他作主，赶快派人去查处理。下面就是他诉的苦，本报同志代笔。
（一）
我家是三辈子给地主当觅汉（长工）的人家，爹和爷爷给地主受了一辈子。我四岁上爹就死了，家里十三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就一个叔叔能干活。人多地少顾不住，光绪二十六年闹灾荒，和叔叔分开了家。分家分了四亩地，娘和我们姊妹兄弟共五口，我是老二。八岁上家里没得吃，我就给人家放牛。开头每年挣一吊五百钱，后来两吊、三吊、挣到四吊。一直放牛做觅汉整整十年。
十八岁上秋罢了，没得干糊不住嘴，就担起沙锅来，冬天拾砍，春天给地主当觅汉，干一年吃一年，一年下来一年完，做觅汉到了整四十。民国九年大歉年，那年自己和老婆孩子弟兄们逃荒，到了山西屯留玉皇山，在那里靠割柴生活。家里别人逃荒在外，只有娘一个人在家里，娘想望大家，又饥又孤，病上加气就死了。
听说娘死了，把老婆孩子撇在山上，我当了一件棉衣做盘缠，星夜赶回来。到家想不到邻居四舍用席子卷住帮助埋啦！第二天赶紧就往回返。因为盘缠不够，耽误一天，就回不去，老婆孩子在山上就得挨饿。
民国十年从山西回来，我姐姐男人死了，给姐姐找了个主，使了几个钱，买了三亩地，又租种了人家四、五亩地，我弟兄两个在外给人家当觅汉，一年年糠糠菜菜才算没饿死。
事变了，八路军下来，我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区当交通员。又参加了共产党。四二年灾荒来了，全家又逃荒到山西。我调到了敌工站送信，那时敌人修了三道封锁线，送信要穿过两道封锁线，过一道沙河。一次过沙河水大，几乎给冲走了。为了工作，敌人把我右眼给打坏啦！日本投降后，因为我上了年纪，上级号召复员，我要求退伍，上级批准我是二等残废就回家了。
（二）
我一回家，看到村干部尽是一伙地主富农，有的当过伪军，有的当过伪警察，有的窝藏过土匪，现在还是耀武扬威的欺侮穷光蛋。我八年抗战，反而连农会也参加不上，我不满意，就跑到区上县上去告，告他们成份不好，告他们包庇地主富农，告他们贪污果实。所以村干部都同我记上仇啦！
武委会主任魏锦堂是个地主，当过伪乡长，提拔到区上去了，要另选主任。干部布置了一下，“选”上了魏景武，这魏景武祖父外号叫红胡子，是个有名的恶霸地主，他自小没劳动过，后来家里破落了，跑到杨兰子那里当土匪，被八路军俘虏了，混了不到半年，又逃回家到高德林那里当伪军。打公司窑又被咱们俘虏了，他在三纵队，从医院里回来，看见闹斗争，就不回部队了。选举时我反对他，他对我仇气更大。
前年十月，干部把我扫地出门，戴上高帽子，开大会斗争我，说我常常上日本炮楼，是“特务”。我说上炮楼送宣传品是我的革命工作。干部就领导喊口号：“反对特务强辩！”提意见时基本群众都不吭，只有干部魏锦玉、魏锦梅死咬住我是特务，要我反省组织的谁？逼着向我要国民党证，要枪，我实在是没有，就说我不坦白，就吊、就打，弄死了好几回。我没有办法，把头发都愁白了，只好承认想杀干部，想杀全村的人。干部还不罢休，还扣着要我反省，把我当成一个玩物。把我党籍也开除了，还退给我四个月党费。过年了，乡亲们才把我保出来。过年以后，干部又把我儿子扣起来了。说花一个兄弟是特务，他在高小里念书，放了毒药了。供出魏永言给了他毒药，还给了我儿子。我儿子不承认，被他们吊在梁上，我儿子受不住，那晚上偷跑了，干部就把我又扣起来，我儿子跑出去一想跑不脱，又回来了。要不是区长有信来，早就没有命了。我弟兄三个，只这一个儿子。我哥哥六十多岁了，打了一辈子光棍，都指望这一个人传宗接代。跪来跪去向干部哀求，到处讨饭来送给俺爷们吃。村干部就是不放，也不让我儿子和魏花的兄弟对证。后来没办法了，才放我们出来，但是还扣着我的复员证，不让我到县上去领粮食。我儿子到现在也还挂着块“特务腿”的牌子。
（三）
我的意见很简单，村干部说我是特务，就叫他说说为啥是特务，拿出个证据来。开除我党籍，为啥要开除，也要讲出个条件来。说魏永言给了我儿子毒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给的，谁看见了？农会主席曲梅喜，他老婆从他身上掏出了毒药，他带的毒药是干啥？我儿子是“特务腿”，特务头是谁？也要说一说。我当长工担沙锅，穷到现在没有翻过身来，反而把我“扫地出门”，整成了特务。我八年抗战，不怕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我现在死，却死得太屈。我到共产党是寻光明，是寻出路，我真寻到了什么？我不出这口冤气，死了也不能闭眼睛。
再一条意见，是村干部这一伙人按新章程该算个啥？有没有资格当共产党？有的人前几年还喂着几条骡子，尽是近地好地，刚把骡子卖了，地卖了，又来分斗争果实，分得比谁都多，这该不该？魏合群家原来五十多亩地，一直没有斗，反而分了许多斗争果实，这到底是穷人翻身还是地主翻身？西苏庄的工作，上级就不检查检查？
还有一条提给郭政委郭全有（分委书记），他曾给我说：“你看你让人家整得多惨？比地主还惨哩！”他明知道这情形，但他为啥不管？我复员回来，为啥不给我组织信？为啥不让我参加农会？为啥让那些干部在村上乱搞？我报告了，你光说要“纠正思想”，为啥都不处理？毛主席的政策，允许不允许你这样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