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工农学哲学运动，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来！ 杜国庠代表介绍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形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

展开工农学哲学运动，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来！
杜国庠代表介绍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形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紧密地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并在1958年和1959年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具体地体现了它；既准确地估价了两年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和意义，又恰当地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安排了具体计划的数字。它们到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不但应该坚决执行，而且值得学习和研究，从而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
大家知道，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是人，无论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也好，无论大跃进的推动和继续保持也好，乃至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也好，都是要人去干，主要的是要工农去干的。在这里，工农学理论、学哲学、学毛泽东思想，就显出是一个万分迫切需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及措施等等，既然是依据毛泽东思想而制订下来，它们的主要的贯彻执行者既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那么，如果工农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便没法体会那些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及措施等等所由制订下来的精神实质；便没法更好地去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没法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它们而不致违背原初的目的。就是说，不能不削弱广大工农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就可能使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会使目前蓬蓬勃勃地发展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失却应有的广大的工农阵地，这是不容许的。
现在让我来扼要地谈一谈两年来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形，着重地介绍工农学哲学的一点经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在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
两年来，研究机构方面，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开展了各所有关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对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搜集和积累了不少资料。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于1958年初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理论与实践”，为广东学术界提供了学术园地。各高等学校根据一主二辅三结合的方针，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先后举行了多次科学报告讨论会。群众性学术团体方面，先后成立了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筹备委员会和逻辑学会筹备小组。各个学会在成立或建立了筹备机构之后，都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今年2月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各专区现正在筹备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的组织。这些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的建立，进一步团结和组织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力量，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各个方面的学术活动，进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广泛地开展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著作。
现在，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学习运动，正在广东全省范围开展起来。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很高，干劲很大。这正因为他们都深刻体会到自己的思想落后于飞跃发展的客观形势，并且，认识到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他们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的法宝。用他们自己的话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既装上了望远镜，又配上了显微镜，眼睛亮多了，能看得远，看得准。揭阳县梅岗公社棋盘大队的女社员陈绿霞，写了一首民歌，说出她学习了“矛盾论”之后的体会：
主席著作是法宝，学习之后办法多，
人人认真来学习，巧中生巧生产好。
广州中一烟厂的工人，两年来，不管生产如何繁忙，运动如何紧张，始终坚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个叫做胡珍的女工，参加该厂工人哲学小组学习之后说：“尝到哲学的甜头，现在赶我也不离开哲学小组”。
工农群众学哲学，学理论，成绩很大。首先是破除了过去诸如“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学哲学”之类的种种迷信，他们现在不但自己学，还到处作报告，在报刊上发表论文和学习心得。我们组织了几次学术报告会，邀请工人和农民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报告，效果都很好。其次是改进了工作，推动了生产。这种例子，现在是到处都有，番禺县南村公社1958年以前，工作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之后，懂得了抓主要矛盾和认识了矛盾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道理，便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问题，积极创造条件，现在已经成为先进的公社。中一烟厂第一车间的工人，学习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这一原理之后，彻底批判了唯条件论，发挥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用土法制造了十部抽梗机，每部台时平均产量达到五十斤（烟梗），比手工操作每小时平均产量五斤，提高了九倍。许多事实已证明，工农学哲学、学理论越学越深，阶级觉悟就会越提越高。许多工农群众，在学哲学，学理论之前，虽然也积极生产，但还不算完全自觉的。学了理论，眼光看得远，就更能自觉地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一烟厂过去有四个技工，阶级觉悟不高，被称为“四大天王”，参加理论学习之后，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事事带头，干劲冲天，已经有三个成为共产党员。
工农群众学哲学、学理论，边学边用，立竿见影。这是因为他们彻底地抛开“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坚决采用“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他们的学习，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比如，在工作和生产中碰到什么问题，就议论什么问题。大家提问题，摆情况，然后大家议论。他们把这个方法叫做大鸣大放大辩论。在辩论中遇到疑难问题或发生分歧意见，就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根据，用理论来分析具体情况，理论上有了认识之后，又贯彻到实际中去，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这其实也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的放矢”，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我学了几十年哲学，就没有现在的工农群众学得好，有时走了不少弯路，这是我们过去的学习方法不对头。参加了工农群众学哲学、学理论的活动，深深觉得工农学哲学、学理论的经验，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是真正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对于脱离实际专啃书本的人来说，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对于工农群众学哲学、学理论这样的新生事物，这样的空前创举，对其意义和影响的深远，应当有正确的认识。远在1878年，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一旦社会领有了生产资料，……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它直到现在还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与人们相对立——将被人们十分内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将服从于人们的支配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得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其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反杜林论，第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页）。
这个“飞跃”，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土地上出现了。从1958年夏天到现在的近两年来，我国工农群众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学哲学、学理论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同这种“飞跃”相应地出现的是人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和道德品质的成长。最近在山西发生的“平陆事件”和在广东发生的“马口事件”，都是这种共产主义风格和道德品质正在成长的最集中表现。山西的平陆，广东的马口，都是比较偏僻的地区，事件的发生也都是十分偶然的。可就是在这样偏僻的地区，在这样偶然发生的中毒和失火事件中，也涌现出众多的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他们都是新型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兵，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我们都知道，封建主义道德，用了一千多年，资本主义道德，也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是用各种残酷的强制的手段，才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而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我们的国家来说，实际上不过是在短短的十年中，就遍地开花，就已经显示出它的巨大的威力。当然，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不是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头脑里成长起来的；这是党的长期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是在新社会熏陶下的产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鸣锣喝道，摇旗呐喊，把“平陆事件”中那种一处有事，处处支援，一人有事，人人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把“马口事件”中那种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国家财产的，自己负伤还要三出三进抢救战友的舍己为群的共产主义英雄形象，大力宣扬，到处歌颂，直到家喻户晓。
当我们的大多数人，都完成“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当我们的大多数人，都培养了共产主义的风格和道德品质，我们就为过渡到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创造了精神条件。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类的崇高使命。我们将为这种光荣的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展开工农学哲学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