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欢腾送瘟神 沈其震代表谈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大成就 [复制链接]

第13版()
专栏：

万民欢腾送瘟神
沈其震代表谈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大成就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并且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作为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愿意借这个发言的机会，向代表们汇报一下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各方面的情况。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多少年来，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骑在人民头上的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防治措施，反而，由于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更加助长了疫病的流行，疫区日益扩大，病人日益增多。根据解放后的调查，血吸虫病在南方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二十四个县、市广泛流行，有一亿左右人口受到威胁，有七百多万人受到感染，有数十万头耕牛也同时染病，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和劳动人民的健康，重者长年卧病不起，轻者劳动力衰退。在流行严重地区，人民贫病交迫，家破人亡，田园荒芜、房舍颓废。许多原来人烟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变成了“十里村庄无人烟，三丈蔓草掩白骨”的凄凉景象。例如湖南省湘阴县凤凰台村，在解放前十年间，全村死于血吸虫病的有一百六十余人，死绝了的有二十一户。那里流传着一首民歌：“凤凰台，凤凰台，婆不生崽、男怀胎，良田沃（美）土无人种，少衣无食妻不来”。但是，这是十年前中国反动统治时代的景象。今天，这种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已经成为一个翻天复地的群众运动，疫区面貌也随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已经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兴旺景象所代替了。如以上述凤凰台村为例，从开展防治血吸虫病以来，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治疗，病弱的人强壮了，丧失劳动力的人恢复了劳动力，荒地又种上了庄稼，还新开了八十多亩新荒，全村盖起了四十四间新屋。因病不发育的人发育了，不生育的妇女生了孩子。因病不能结婚和离婚的十六人中，有的结了婚，有的破镜重圆。这种景象真是“枯木逢春”！这时候，人民又编了一首新歌：“凤凰台，凤凰台，病害消除幸福来，田园增产人增寿，丰衣足食笑颜开。”
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还带动了全面地除害灭病的工作，起了移风易俗、改变农村卫生面貌和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作用。通过和病害作斗争，疫区人民大大的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水平。人们普遍地认识到“求神不如防病治病”，“共产党就是活神仙”。例如湖南省临湘县的广大群众他们在防治运动中就深深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他们歌唱道：“长江水，长又长，救命恩人共产党；长江千年流不尽，毛主席的恩情万代永不忘。”
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治疗了五百二十余万人，达总病人数的78％，其中约有三百六十余万人已经治愈。如果按每个病人平均丧失劳动力40％计算，就相当于向农业战线上输送了整个劳动力一百余万人。同时，在农村中还治疗了十四万多头患血吸虫病的耕牛。通过这些工作，就出现了江西省余江县这样一批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
在大力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同时，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科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解放前几十年，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所研究血吸虫病的机构，没有训练过一个专业防治干部，没有向人民宣传过任何防治知识，没有采取过任何防治措施。虽然少数科学工作者也曾自发地作了一点调查研究工作，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成绩。从1905年国内报告第一个血吸虫病例时算起一直到解放前夕，在四十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只写出了论文报告八十四篇，内容也贫乏得可怜，不能指望依靠它们指导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而现在，全国四十二个研究机构和高等医学院校、三十八个大医院和广大的专业防治单位的中西医务人员都参加了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行列。青年新生力量也正在迅速成长。他们十年来提出的论文报告就在二千篇以上，为解放前四十五年里提出的八十四篇论文报告的二十五倍，如果以年平均数计算，则每年增加了一百二十倍。不仅于此，由于他们大多数都能深入现场，亲身参加防治工作，他们的工作就能密切结合实际，不断提高理论，不断解决防治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防治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
解放初期，血吸虫病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从旧中国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许多人只是从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出发，对消灭血吸虫病既无兴趣也无信心。许多人则是深受保守思想的束缚，既不能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也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因此，他们在治疗工作中，始终坚持采用长程疗法，而且只治轻病人，不治重病人。虽然他们也知道采用二十一天的长程疗法，治疗时间长，病人经济负担重，病轻的怕影响生产，不愿去治，病重的又治不好，坚持下去，不得人心；也知道“只治轻病人，不治重病人”的办法，已经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有的农民批评说：“有病的（指有症状的）不治，无病的（指无症状的）硬要治”。但是仍然不敢打破“习惯”的约束和“文献”的约束。因此在1957年以前尽管每年治疗病人的人数超过了解放以前的年代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还远不能达到消灭的要求。虽然也有人建议试验短程疗法，但是总有一些人出来评头品足，多方阻挠，认为效果不可靠，毒性大等等，使短期疗法的试验迟迟不能进行。1958年总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全国各项工作，血吸虫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人员受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鼓舞，思想获得了解放，在大闹革命的过程中，就创造了高功效的三日短程疗法，达到了三个中级医务人员一日治疗一百八十人的新纪录，提高了工效二百倍。而且这种疗法的反应轻，疗效好，轻病人白天可参加生产，夜间可入院治疗。这种疗法的出现，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采用这种方法，在1958年一年中就治疗了三百多万人。这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工作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随着这个胜利的取得，医学科学工作者，根据党的中西结合，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方针，又吹起了向晚期血吸虫病进军的号角，在这个工作上，中西医团结在一起，一切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密切结合，取长补短，起到了中西医单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是，中西医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结合的很好。从分别治疗，到对同一病例先中、后西，或先西、后中地治疗，到中西医综合治疗，其间也是有一段思想斗争过程的。到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初人民日报发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之后，中西医团结合作大为加强，这才取得了共同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胜利。最近，上海市的中西医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大搞协作，专攻过去认为无法医治的晚期血吸虫病。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中，就攻下了90％以上的晚期病人，目前他们正在共同研究，准备在短期内攻下这个顽固的堡垒。
在治疗血吸虫病胜利的同时，也丰富了科学理论。如血吸虫病侏儒症（儿童患病后，发育停止，年龄虽已达二十或三十，相貌仍如十一、二岁的玩童，在医学上叫做侏儒）的治疗获得成功，不但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不能生产、不能生育生命濒危的患者，并且还阐明了它的发病机制，补充了血吸虫病学中的一页空白。又如晚期血吸虫病的肝硬化，经过中西医治疗后，从临床观察上看出了肝脏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就打破了肝硬化不能恢复的迷信，并且在肝脏功能的研究上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在预防方面，过去有些人认为防治血吸虫病的唯一方法是消灭钉螺，灭螺的最好方法是用化学杀螺药物，而用化学药物灭螺时，则又坚持单用砒酸钙。这种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党提出了预防工作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的方针。这个方针立刻为我国广大的科学工作者所拥护，他们根据党的方针，深入现场，结合生产、联系群众，密切观察钉螺的生态特点，创造了不少因时、因地制宜的灭螺方法：如便利灌溉的整沟灭螺法、结合积肥的铲草灭螺法、干河灭螺法、水田旱种灭螺法等等。运用这些方法，大搞群众运动，经过反复斗争，就在广大面积上消灭了钉螺。与此同时，还实行了粪便管理、个体防护和安全用水等措施，这就减少了虫卵的散布和发育的机会，防止了新感染，加速了血吸虫病的消灭工作。由于采取了综合性措施，预防了疾病的流行，治愈了几百万人，才出现了江西省余江县等一批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人民送走了瘟神的新局面。劳动力恢复了，生产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就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决心，要求走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道路，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的群众性的卫生运动。
这些伟大成就，是科学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一经与群众相结合，又化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解决和正在解决着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当然，社会主义建设者从来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即使在四分之三的病人已经经过治疗的今天，科学工作者仍然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特效药，研究改进现有的药物。他们在过去筛选一千多种合成药，近千种中药以及发明能作肌肉注射的锑剂（锑58）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最近在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的领导下，大搞协作，已基本上解决了用南爪子治疗血吸虫病的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他们还对可能成为血吸虫病自然疫源的野生动物进行了调查，为彻底根绝血吸虫病创造了条件。此外，他们对钉螺分布面积广大的湖沼地区，正在研究在居民区周围建立安全带的方法，希望逐步达到控制压缩以至消灭血吸虫病的流行的目的。现在，疫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下，正在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组织形式，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以无比的干劲，以不断革命的精神，以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可以相信，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形势，坚决贯彻党的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两三年内，送走血吸虫病这个瘟神，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永远没有血吸虫病的国家，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和提前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