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云南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 徐嘉瑞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6版()
专栏：

大跃进中云南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
徐嘉瑞代表的发言主席团、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现在把解放十年来云南文艺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尤其是大跃进中的云南群众创作的发展，向大会汇报，请予指教。
十年来，我省的文学艺术工作，在省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党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解放，是文艺高潮出现的基础。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群众性创作，是鼓动文艺发展的巨大力量。
新民歌是群众创作的新产物，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
在经济高潮到来之后，文化高潮和群众创作高潮就跟着到来。第一个浪头，就是新民歌。新民歌是在毛主席倡导下，在大跃进中，群众创作的新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掌握文化武器后，所开放出来的烂灿的花朵；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解放前，永远是被压迫的、被摧残的。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反动统治阶级对兄弟民族的文化，更加歧视。到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文艺政策光辉照耀之下，各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但掌握了生产资料，还掌握了文化武器。当文化武器回到劳动人民手中，就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力量。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文艺创作上的生产力也解放了。各族劳动人民以各族特有的形式，特具的风格，在大跃进中，像炼钢炉中的火花一样，开出绚烂的花来，形成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在大跃进中，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云南各族人民，创作出数以百万计的新民歌来，不只数量惊人，而在质量和内容方面，也是旧时代的民歌所不能比拟的。它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是新制度下的新思想、新风格，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有的已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省委发出即时收集的指示，各专县印出了一百多本民歌选，省里也出版了两集，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已被选入“红旗歌谣”。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从海洋似的民歌中，表现出在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倍信心，表现出对更远大的目标——共产主义的追求，表现出排山倒海改造自然的壮志雄心。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所绝无的事。如以礼河水电站电线工人的诗：
山比云高，电线杆比天高；
我们爬上电杆，伸手把星星摘到；
捉住月亮还有太阳，和地球一道，
用电线穿起来，叫它为人类效劳。
丽江纳西族民歌：
玉龙山上红花开，花中一群红姑娘，
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铁钩是工人，
月亮团圆在十五，姊妹团圆在今天，
做个工人来相见，玉龙山上大炼钢，
老汉今年五十六，玉龙山上建钢炉，
家中子孙不挂他，炼钢为他造幸福。
民歌表现出大跃进改变了自然面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如开远永光社民歌：
晚稻苗青早稻黄，打谷?秧两头忙，
迎着黎明收早稻，顶着彩霞?晚秧，
一面收获一面?秧，在云南是很少见的事情。
大理白族民歌：
总路线，传到乡，欢欣鼓舞喜洋洋。
苍山飞跃洱海笑，人改思想地改装。
新民歌反映工人阶级忘我的劳动，大胆的创造，在大炼钢中，同时也炼了人的思想意识，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人改思想地改装”是白族民歌中的佳句。新民歌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巨大变化。过去被称为“锅边转”的妇女，在大跃进中，已经变成了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红色姑娘。“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铁钩是工人”，是纳西族民歌中的佳句。在苗族妇女中出现了第一代女炼钢工人，炼出了金屏县苗族的第一炉钢。这一些新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反映在民歌中的优秀诗句，是难以计数的。新民歌以天真的语言，真挚的感情，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歌颂总路线，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声音。是无产阶级创造世界时代的新颂歌，是反映伟大时代的壮丽宏伟的诗篇，是生产大跃进中的产物，转而推动生产跃进。这一些新民歌粉碎了那一些轻视劳动人民，轻视群众创作的谬论。群众创作，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
工厂史、公社史随着新民歌的发展而产生了
随着新民歌的发展，工厂史、公社史也产生了。工厂史、公社史更是广大群众创作运动中的产物。工人作了国家的主人，需要写自己的历史。工人们回忆过去，看见未来，总结现在的经验，指导未来的跃进，成千上万的老工人新工人，写出了数十万张的回忆录、民歌、壁画等。在群众与专业结合之下写出了崭新的工厂史。在农村中，初生的太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了起来。社员们也需要写自己的历史。在云南掀起了工厂史、矿山史、公社史、铁路史、牧场史、茶园史等的群众创作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一些历史是在广大的群众与专业相结合之下，创作出来的。以昆明、个旧、东川为重点的“云南工厂史选”和“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即将出版。同时许多老干部中的业余作者，曾写出许多革命回忆录，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如我省老干部所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抗美援朝日记片断”等，都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些工厂史、回忆录的出现，使我省文艺刊物“边疆文艺”面目为之一新。
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收集和整理是群众创作运动的另一方面
云南群众创作运动，表现在另一方面的是，民族民间文学发掘、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云南兄弟民族文学是很丰富的、美丽的，风格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解放以前，就有人收集整理，但是只是手工业似的生产，脱离群众，发掘量更少，在反击右派以前，又出现了一批以“猎奇”“获利”为目的的右派分子，如公刘、周良沛等，把收集民族文学当做“金饭碗”，任意篡改，以达到个人名利为目的。反右斗争中，彻底批判了右派的思想作风。1958年，在党领导下，组织了一批调查队，包括云南大学及师范学院中文系一部分师生，和文艺机关的干部，一百多人到各民族地区进行收集，由于坚持了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坚决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民生产，学习，以至于写信，补衣，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把调查队当做毛主席派来收集民族文学的人。年老的从百里外跑来找调查队献宝，年轻的来找调查队说唱。各级党委大力支援，在昆明出发只百多人，到专区又派干部和翻译已加一倍，到县到乡又加一倍，形成了群众收集群众发掘的运动。因此在短短的三、四月期间，已收集了几十万件作品，和几十部长诗。解放后，在党的重视下，依靠各级党委，走群众路线已发掘和整理出撒尼族的长诗“阿诗玛”和“逃到甜蜜的地方”，苗族长诗“红昭与饶觉席那”，傣族的“松帕敏与戛西娜”，傈僳族的“逃婚调”、“生产调”和根据原传说创作的“玉龙第三国”（纳西族）、“望夫云”（白族）等。1958年大跃进中又整理出傣族长诗“娥并与桑洛”、“葫芦信”，彝族史诗“梅葛”、“阿细的先鸡”和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等，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云南群众文艺创作，表现在“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上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58年的群众性的收集发掘，为写各民族文学史，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在短短的时期中，写出了七个民族九种文学史（其中傣族二种，彝族二种），每一种都在十万言到三十五万言左右，已经整理出“白族文学史”和“纳西族文学史”作为国庆献礼，出版后，也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这是解放以前专家们所不能梦想和做到的事。这一些成绩，是在各级党委具体指导帮助下所取得的，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所取得的。由于群众关心，调动了在编写文学史方面的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编写方法，也贯彻了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在最短期间完成这样的工作。
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中，是没有兄弟民族文学的位置的。兄弟民族有自己的文学史，只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各民族文学史还在整理中。它的出现，是群众力量的集中表现。无疑的会把各民族群众创作，推向更新的阶段。
在继承民族文学遗产方面，我们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遵循这一指示，对遗产加以批判的接受，继承的目的不是为了因袭守旧，而是为了革新创造。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打破传统。要“出新”必须“推陈”，“出新”是“推陈”的目的；“推陈”是“出新”的基础。十年来兄弟民族受到党不断的教育培养，受到汉民族先进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影响，对本民族传统，有了革新和发展。这是各民族中不断生长出新的歌手、诗人、作家的重要因素。
各民族中涌现出不少诗人，创作出反映现实斗争的诗篇
在各民族中，涌现出不少的诗人，创作出反映现实斗争的诗篇是和群众的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如傣族的康朗甩，背着行李在水库工地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歌唱，受到群众的欢迎鼓舞，受到千军万马排山倒海的英雄气魄的影响，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创作出“傣家人之歌”。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也是在群众创作高潮下产生的。白族、纳西族、彝族、苗族的歌手也是如此。康朗甩、康朗英、波玉温等同志在继承传统、革新创造方面，也是突出的例子。他们用民族形式，歌颂社会主义，在创作中，把民族形式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云南的专业作家如刘树德同志写出了“桥”和“老牛筋”等。彝族作家李乔同志写出了“欢笑的金沙江”，农民作家李茂荣同志写出了“人望幸福树望春”，郭国甫同志的“在昂美纳部落里”以及和彝族农民作家普飞同志和白族杨苏同志，工人作家王云飞（汽车驾驶员）同志等的短篇小说，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也是在群众中在公社中长期参加劳动壮大成长的。李茂荣同志，在1952年，开始学写快板，现在能写出优秀的长篇。在解放前这是不能想像的。他长期在农村参加劳动，参加斗争，这是在党的教育下，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群众性的文艺创作，也给他们以很大的鼓舞。在电影剧本中“五朵金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对生产热情鼓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大跃进中多快好省的产物，是在各级党委具体领导下专业与群众结合的产物。至于云南“京剧”“滇戏”“花灯”先后到北京上演，都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这一些剧种，无例外的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在广大群众的支持爱护下，不断壮大的。各民族当中也发现了许多新的剧种，如白族的大本曲剧，“吹吹腔”剧，“傣戏”“彝戏”“僮戏”等，都是在生产大跃进中，在群众文艺创作运动中，所产生的新的剧种。还有黄虹同志所唱的云南民歌，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都是群众创作的优秀民歌。
群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在生产斗争中是如此，在群众文艺创作上也是如此。这些胜利，是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辉煌的胜利。云南各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在最近召开的云南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一致表示要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加强思想改造，在大会上互相挑战应战，要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向伟大的党的四十周年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