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 曾世英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3版()
专栏：

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
曾世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大跃进，测量制图科学也不例外。现在我从测量制图科学这一方面的一个角落里，来谈谈关于大协作促进了科学发展的一点粗浅体会。
我要谈的是地名译音工作。地名译音，简单地说，就是用通用的文字来音译非汉语的地名。这是测量制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和地图上的其他内容一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及科学的准确性和系统性。例如，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她的名称在二百余年以前早就见于汉文的典籍，但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者竟无耻地窜改为“埃佛勒斯峰”，以往国人不察，盲从使用，这是错误的。又如解放以前，乌鲁木齐市称“迪化”，这是过去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侮辱。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中，是否也有反动侮辱性的命名，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地名翻译技术上，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混乱和错误的现象，更是明显存在的。例如，1897年列宁被流放的舒申村，“人民日报”曾经报道，在十本书中有十一种译法。又据不完全统计，在测绘工作中，蒙语“河”字的汉字译音有十九种写法。最近有一位同志从青海来信说：“噶尔穆运输站的大牌子写噶尔穆，小牌子写格尔木，路牌及百货公司名写?尔穆。”这种混乱现象如果继续存在，不仅增加了读者的困难，而且降低了地图的科学价值。
在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以后，我们多了一种帮助音译地名的科学工具。周总理说：“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但是如何适当运用，使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既适合科学要求，又便于广大人民使用，并进一步成为地理学上的国际语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努力推动的科学课题。
测绘工作者有解决这些课题的责任。首先，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到处需要地图，地图上的地名必须准确可靠，而地名中短不了非汉语的地名；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测图工作，需要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准确地译成汉语；国际事务报道频繁的今天，地图上的地名和报纸上的地名需要统一。再则，经验告诉我们，每个地名只要在地图上出现一次，社会上随即产生了作用，再要更改变动，那是相当费力的。所以地名译音的规范化工作，不能落在地图制作生产的后面，而应赶在前面。党早就看到了这点，所以国家科委在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就提出了地名译音这一课题。地图出版社在国家测绘总局领导下，承担了研究和组织任务。该社在地图编绘和出版上，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例如，由1955年到1959年发行的教学地图一项，就超过二亿三千万册（幅），做到中小学生人手一册，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对国家科委交下的这项课题，主观力量和客观的要求不相适应。不仅干部的理论水平跟正确体现国家的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和文教政策的要求适应不够，就是专业知识也不够，特别是缺乏语言学的基本训练，对于好些种外国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处于文盲状态。党告诉我们：只要政治挂帅，依靠领导、依靠协作，任何困难都可克服。党又提出了边做边学，做好学会的方针，工作同志就信心百倍地干起来了。
在探索工作方法和方向时，我们首先接触的是音译和意译的划分问题，即哪些地名或地名中的哪些部分应当音译，哪些应当意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方面是不一致的。
其次是标准音问题。在音译外国地名时，需要解决的是汉语的标准音，这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音译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时，还存在着少数民族语的标准音问题。上述蒙语“河”字所以产生十九种不同译法的原因，除受了翻译工作者的方言影响外，蒙语本身方言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细致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专门的语言研究问题，看起来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
第三是译音准确和译名读音问题。汉字普通话音节，根据常用汉字拼音表只有四百多个。用这样少而且死板的音节来音译多种多样的非汉语语音，那是难于胜任的。例如集二铁路线上的二连车站，“二连”两字的读音和蒙语读音出入很大，蒙古族同志就听不懂，又非汉语中有复辅音的音节，译成汉字后，往往变成两个或三个音节，造成译名冗长，诘屈聱牙，难念又难记。常常听到中小学的同学说，地理课很有趣，就是地名不好念不好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有待研究的。
第四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正确运用问题。汉字只能代表音节，汉语拼音字母还能代表音素，这是文字工具上的重大贡献。用音素译音比用音节译音，要准确得多、也方便得多。但社会上对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非汉语地名时，究竟应当直接从原文音译，还是间接按着汉字译名逐字注音，意见还不一致。
第五是如何全民利用问题。现在已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创造了拉丁字母式的民族新文字方案。因为在各少数民族新文字中，相同字母的用法和读音是基本上一致的，不难设想，如果汉语拼音方案运用恰当，在地名拼写上既发挥相互间的共同性，又保留彼此间的特殊性，那么，在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下，在用汉字译音的同时，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必将成为全国各民族乐于共同使用的一种形式。有了一张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地名的地图，全国各民族都可以利用。这在民族团结上既有深远的意义，在地图制作生产上，也是十分有利的。
最后是如何促进文字改革的远大理想问题。周总理指出过：“文字总是要变化的，……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世界上现有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字是拉丁字母式的。音译这些国家的地名有两种方法，即
“音似”和“形似”。“音似”便于听，“形似”便于读，各有长处和缺点。用汉字译音时，只能“音似”不能“形似”。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情况改变了，用汉语拼音字母译音，既可“音似”又可“形似”。拉丁字母式的地名在国际上有比较广泛的流通性，所以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下，如果创造性地做好了“音似”和
“形似”的结合，那么，通过地名可以提供大量的国际通用字汇，为实现世界文字逐渐统一创造条件。这一设想也是值得研究的。
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或设想，涉及的面很广，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易解决的。通过大协作，我们现在已订出了若干种初步方案。首先，作为保证完成这一巨大任务的组织措施，地名译音委员会在党的重视下组织起来了。虽然科学研究和生产部门本身的任务很重，但都指派领导同志或专家参加了委员会。通过委员同志的辛勤劳动，在五个月中举行了五次小组会议，三次全体会议后，就拟订了地名翻译原则草案四种，并在四种期刊上发表。发表后受到社会上的重视，进一步获得了建设性的意见，并展开了学术性的辩论，使草案又提高了一步。
为了调查地名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科学地核对整理地名译音，自治区或省里的行政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发动了大批干部及地理系或史地系的师生，提供资料或下到县里进行调查。现在大型地图集上需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已搜集到或正在搜集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对照的地名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不仅进一步反映了地名译音的混乱情况，而且从积极方面纠正了现行地图上的传统错误，使地图的质量获得了提高。
为了制订地名译音规范，中央和地方的文字改革、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翻译、出版单位都指派很多专家来帮助我们进行研究和起草工作。经过反复的、热烈的讨论，现在汉译蒙语、汉译维语及汉译藏语地名简则（草稿）各一种，已草拟完成，并开始在地图制作过程中试用。
以上各项工作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我国制图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这样彻底搞过的。这样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必须归功于党，正如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到的，是全国人民在党的教育下，发扬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精神，协作成风，送宝上门，助人为乐的形势下获得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必须向前更迈进一步。研究地名意义的起源及其词义是地名学的任务，它在苏联已从地理学及语言学分支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积极地发展这门目前还是空白的学科，赶上国际水平，我们测量制图工作者殷切地希望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设起来。
通过地名学的建立，地名译音的质量必然大大提高一步，不仅科学上的准确性和系统性会改变历史面貌，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将有质的变化。但这些变革还要依靠准确的原始资料，即用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根据正字法写出的地名。希望少数民族同志和熟悉少数民族地区地理或语言的同志，多多提供资料和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协作高潮，一同来搞好党的测量制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