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湖南大学 陈云章委员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24版()
专栏：

大跃进中的湖南大学
陈云章委员的发言主席团、各位委员：
我现在向大会来汇报湖南大学在大跃进年代中的一些跃进情况，和我个人在大跃进前后的一些想法。
讲起湖南大学历史来，截到现在止已有四十二年了，远在1918年开始筹备的时候，毛主席就住在筹备处作过很多的革命活动，这就替湖南大学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传统。可是这个学校在旧中国年代里，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内战的关系，时停时办，经费缺乏，师资条件差，设备更差，至于教学质量就更谈不上了。1949年接收的时候，湖南大学的教师才一百九十三人，1959年度全校教师就有五百零四人，1954到1958年的五年间的学生毕业人数就等于旧中国1930到1949年的十九年时间的毕业人数的四倍多，谈到校舍建筑面积，和学校设备情况，那就更不好对比了，可以说，湖南大学的真正生命年龄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
解放十年来的湖南大学，由于形势的需要是经过了几次调整过程的，但各个方面的工作质量，都是不断在提高。1953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在原湖南大学的部分基础上组成中南土建学院，1958年扩充为多科性的湖南工学院，1959年在湖南工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文理工综合性的湖南大学，因此，新的湖南大学正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
现在我首先来谈谈湖南大学在大跃进年代中的一些跃进情况，这分做下述几个内容来讲。
一、教学质量方面，由于1958年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以后又参加了全民炼钢，学校大办工厂，以及下放劳动，更由于我校党委坚决地执行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学校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广大师生参加体力劳动的局面，这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树立了劳动观点，培养了工农感情，明确了学习目的，增强了身体健康，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根据我校去年4月份全校的统计，以生产劳动前后来作比较，及格的人数，劳动后占93.2％，劳动前占90％，提高了3.2％，其中成绩优良的，劳动后占53.25％，劳动前占39.65％，提高了13.6％，不及格的，劳动后占6.8％，劳动前占10％，下降了3.2％。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由于在实践中巩固与印证了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且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大大培养了实际工作的本领，提高了技术操作水平，锻炼了独立思考能力。
二、科学研究方面，在大跃进以前，我校的科研工作，真可说得是冷冷清清的，从1953年到1957年这五年内只完成了二十八个题目，有一些人则因找不到资料，无书本根据，选了题目，不敢动手。也有选择了题目，因没有走群众路线，结果也是一无所成，比如我校建筑教研组在1956年科研规划内就选定了“湖南民间建筑调查研究”一题，当时只由少数教师断断续续在宁乡县作了两次调查工作，事经两年，一无结果，直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发动同学，深入到十三个县市进行调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过去两年多都没有完成的科研任务。1958年是我校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内共完成科研题目一百四十九个，为过去五年来完成题目总数二十九个的五点一倍，在质量上比过去也有显著的变化。突出的变化是：联系实际，结合祖国的建设事业，一改过去从个人兴趣出发，“为科学而科学”既脱离实际又离开生产的局面。其中质量较高的六十四个题目中，有五十三题是直接与国家的生产建设有关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我校的科研工作，更是一个继续跃进的局面，不但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大都为目前国家生产建设中较为重要的科学技术课题，至于今年的科研规划，那就更波澜壮阔了。
三、生产劳动方面，由于教育结合生产劳动，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了科研工作，而且替国家创造与节约了大量财富。土木系建成了一栋五千一百九十九平方米的无眼空斗墙四层大楼，和一所能容纳三千个座位的“四无大厅”（所谓四无，就是无木料、无水泥、无钢筋、无砖瓦），铁建系共勘测设计了一百七十二公里铁路，桥隧系完成了两桥一洞的大部分桥梁隧道工程，化工系生产高标号水泥一百五十六点三吨，机械厂生产钻床三十台等产品，净值约六十万元，现在全校师生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所高达八层总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的教学主楼。总之，参加生产劳动，揭开了我校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的历史。
各位委员，关于湖南大学在大跃进年代中的跃进情况，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只概略地讲述到这儿为止。现在我再来谈谈我个人在大跃进前后的一些想法与看法。讲到这里，真使我有“不胜今昔”“今是昨非”之感，我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在任何新事物产生之前，总难免有一些抵触情绪，古人讲的“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这句话，正反映了我对待新事物前后的思想意识，在大跃进时期，当党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时，我当时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没有体现出相反的言论，但要怎样做才算是体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道理是直到通过这一年多来的教学实践后才明白的。当辩论教育结合生产劳动这方针时，我的谬论就多了，我错误地认为把生产劳动当做一个改造思想，体验生活的手段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教育的目的，并认为劳动如处理的不适当，不但会降低教学质量，而且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我当时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因而没有正面提出反对结合生产劳动的意见，拼命地在强调劳动应结合专业这题目上兜圈子，做文章，这自然是出于无可奈何退而求其次的一种落寞心情，通过若干次的反复辩论后，我在理论上是认输了，但实践的结果将是怎样呢？我是抱着一个“等着瞧”的态度的。在辩论“群众大搞科研”时，我认为这方针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当时虽不一定认为搞科研这只是专家的事，但我总认为科研成果是一切科学知识的结晶，没有较为丰富的科学基础知识，怎能谈得上搞科研呢？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发明了地心引力，瓦特看到沸水冲盖，创造了蒸汽机，在现象上说，仿佛是“灵机一动”，但他们毕竟是由于先有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触动了他们的“灵机”的，没有科学基础的群众，怎能搞科研呢？在经过反复辩论后，我在理论上虽也认输了，但结果怎样？我仍是抱着一个“等着瞧”的态度，曾几何时，我“瞧”的结果，都“事与思违”了。这两年来，我亲耳听到的层出不穷的像神话一般的新鲜事物，亲眼看到的像“鬼斧神工”似的人造“奇迹”，何止万千，感慨千万，每当我面对这些“奇迹”时，我的思想感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心情与人民群众的心情是一致的，所惧的就是感到自己的思想太赶不上客观形势了。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里、生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时代里，如不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不能在工作中善于运用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精神实质，那就一定会远远地抛在新事物的后面，那就一定会远远地赶不上新的形势，这是何等危险的事。通过自己这两年来的思想实践，尤其是这次亲耳听到了两位李副总理的报告，和本会陈叔通副主席的工作报告，我充分地意识到非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可，从而也明确了自我改造的方向与方法，我一定要在改造的道路上勇往迈进，我一定要把1960年当做我自己思想上大跃进的一年。前几天，李烛尘部长向我介绍陈叔老的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这两句话对我来说，真是太有现实教育意义了，我已经请求叔老亲笔给我写出来，作为我今后对待新事物接受新事物的“座右铭”。
最后，祝各位委员同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