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科学研究的“三结合” 冯沅君代表谈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科学研究的“三结合”
冯沅君代表谈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拥护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报告。我决心尽全力把报告的精神传达下去，并和群众一起，用实际行动来贯彻执行。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曾说：“在支持高速度发展生产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持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的高速度发展。”我是个高等学校的教师，现在就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说几句话。我这个发言主要说明：一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科学研究工作所走的某些新道路。由于我的见闻不广，因而所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其中的重点则是“三结合”与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党委、教师和同学的“三结合”是极其优越的集体研究方式
从“三结合”说起。
去年3月，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部分教师与一部分同学，开始了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用“三结合”的方式，集体编写一部三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决定以书的初稿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参加编写的人当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是光荣的任务。同时，大家也感到任务的艰巨，因为：规模是空前的大，既须保质保量，而编写工作却只能在半年内的课余时间进行。可是，出乎某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意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居然完成了。文学史的初稿如期地出现在山东大学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展览会上。这在我所经过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确是个新
这个新事的出现，当然与编写者的积极劳动有关，但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三结合”这个极其优越的集体研究方式。“三结合”之所以优越，因为它是党委、教师、同学三者的结合，这里有党领导，有群众路线，而且符合“两条腿走路”的精神。党给教师和同学指出正确的方向，作思想动员，鼓励工作积极的，批评工作落后的，督促大家尽量发挥潜力，突破难关。政治挂了帅的群众的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巨大。参加编写的几十位同学，人人干劲十足，冲着文学史这个科学堡垒，猛攻猛打。他们的工作热情造成个轰轰烈烈的气氛，这气氛有力地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而教师的积极性又回转过来鼓励了同学。这样的交互影响、推动，使一些在开始编写时感到心中无数的人，到后来，则越干越有办法，越带劲。此外，教师和同学各有其特点。一般的说，教师掌握资料较多，同学易于接受新方法、新观点。现在双方截长补短，互相补充，工作进行便顺利得多。三百万字的文学史初稿就是这样在“三结合”的方式中，克服困难，迅速前进，而终于实现了计划。
从表面上看，孤立地看，编写文学史是属于业务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联系着其他方面来看，便会认识到“三结合”这个科学研究方式所收的效果，大大超出业务的范围。它的政治意义非常深刻显著。择其要者而言，有以下四点：
首先，“三结合”使这次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多快好省。这样的事实就可以粉碎某些人以为文教科学工作不能多快好省的右倾思想，而提高他们对总路线的认识，策励他们投入跃进的行列。
其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因此，破个人主义，立集体主义也就是当前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文教工作者，集体搞科学研究实是发扬集体主义，摧毁个人主义的一种实践。事实也提供了证明。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工作便不积极，因而受到群众的批评，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思想提高。
再次，用“三结合”的方式搞科学研究是树立新的师生关系，消除旧的师生关系的途径之一。当师生一同向科学进军时，同志式的关系便逐步形成了。尊师爱生的基础既建立在共同发展人民的科学事业上，它就具有政治意义，因而是健康的。
最后，“三结合”的方式教导我们如何走群众路线。同学本是教师的群众，他们是教师应该常常联系、好好联系的。可是，多数老教师都有关起门来，自搞一套的老习惯、坏习惯。这就导致他们在研究工作上，在教学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三结合”的方式则将这些老教师们从冷冷清清的书房里拖出来，推动他们走向热热闹闹的学生群。于是，他们由不习惯到习惯，最后达到，不联系群众就觉得工作不好做，而主动地、自然地与学生打成一片。群众观点的树立也就标志着政治水平的提高。
总起来说，一语道破，“三结合”这个新方式之所以具有这样多的优点，是因为它以党领导为核心。
以毛主席的理论来解决遇到的问题
文学史初稿在去年国庆献礼后，编写工作就转入修改阶段。这阶段的特点是科学研究与政治学习结合得很紧密，而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表现得更明显。
去年秋天，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都在党的领导下，热火朝天地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山东大学也如此。文学史的修改工作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反右倾，鼓干劲本是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重要内容，通过这阶段的政治学习，烧中游的火便点起来了。这把火把文学史的修改工作烧得一跃再跃；原来定在今年国庆或今年年底完成的工作，一律提到五一以前完成。具体的说，就是文学史的先秦部分决定在五一以前出版，其他部分也同时拿出定稿，并以此向五一献礼。
当中游思想被烧掉，系总支抓紧文学史修改工作的时候，政治学习正转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阶段。中文系师生自动放弃寒假休息，在党的领导下，热烈的学习毛主席文艺理论，同时不断以毛主席的理论来解决修改文学史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这样的基础上，2月中旬，山东大学党委提出关于编著文学史的新方向的指示。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这部文学史应是在毛泽东的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应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示的要点是：
（一）文学史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它的对象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工农兵干部，各类学校的师生、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以及通过各种方法提高了文化水平的广大群众。它的任务是提高与普及的统一。
（二）文学史必须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勤劳勇敢、酷爱自由的高贵品质，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压迫的革命传统；用此提高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并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更意气风发地推动历史前进。
（三）文学史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又必须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要看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起的作用如何，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或它们）在今天起的作用如何。
（四）为实现以上三种要求，编写者必须割掉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
党委的指示震奋了全体文学史编写者的心。大家体会到党委所指出的新方向是符合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要求的。大家又认识到：编写文学史虽是科学研究，但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这样来写文学史，不仅可以解决如何才是古为今用的问题，而且是改变旧世界观、树立新世界观的一种实践，但是，如果不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切都是缘木求鱼。在认识提高了一步之后，师生们都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反复钻研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家日日夜夜地研究、讨论如何实现党委的指示。从观点、资料、章节安排，以至文风，处处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标准仔细检查；如果发现不合格的，即完全推翻，从新另写。既务虚，又务实，当然修改工作较原定的增加了许多，可是，大家如期完成的信心毫不动摇。
很明显，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来搞这部具有革命性的大型文学史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集体力量，有决心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当然，将来拿出来的定稿，印出来的书难免有许多错误，我们将诚恳地等待广大读者的批评，在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基础上，虚心地予以纠正。我们切盼在文学史科学领域内能出现一次革命，将这门科学推向新阶段，使它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李富春副总理号召大家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李先念副总理指出1960年将掀起更高的文化建设高潮，我希望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这次编的文学史和当前的要求距离不远。如果这个希望可以实现，那是由于党的关怀、教育，光荣应该归于党。
以上所谈极为肤浅，如有错误，望代表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