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飞跃到社会主义 [复制链接]

第16版()
专栏：

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飞跃到社会主义
雷春国（景颇）胡忠华（佧佤）魏崖景（佧佤）付一之（傈僳）李光华（拉祜）李开荣（瑶）代表裴阿欠（僳慄）胡玉堂（佧佤）高耀星（佧佤）委员的联合发言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回顾十年来特别是两年来的伟大变化，瞻望光辉灿烂的前景，令人精神焕发，信心百倍。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错综复杂，参差不齐，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各民族中，居住在边沿山区的傈僳、景颇、佧佤、拉祜、崩龙、怒、瑶、苦聪等约七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或民族支系，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迟缓，比其他民族落后了几个世纪。而这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又各不相同。有的还处在极端原始落后的状态，不仅没有很明显的阶级分化，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而且不会搞农业生产，只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活，没有固定的居地，甚至不穿衣服，以树叶蔽体，其生产生活水平，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我们远古祖先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除个别民族，因受外来的影响，信奉一神教外，一般信奉“万物皆有精灵”的多神教。不仅风、雨、雷、电，都是神秘可怕的怪物，生、老、病、死，都有神灵在主宰，而且奇山异水，古木顽石，都是精灵或鬼怪的化身，成了盲目膜拜和虔诚奉献的偶像。因此，只有彻底改变物质生活条件，从旧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才有可能从大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但在旧时代，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的，历代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迫使各族人民日益陷入极端贫困、落后和愚昧的状态。直到全国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才真正给各少数民族从旧制度的奴役下和大自然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繁荣幸福和进步文明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且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这种可能性已经或正在变为光辉的现实。正如苦聪族人民所歌唱的：“人人都说太阳很热火，它却照不透老林，照不到苦聪人；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太阳，才透过万年老林，温暖了苦聪人的心。”这样，这些落后的少数民族人民都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正确方向，挣脱了旧制度的枷锁，同先进民族一起，争先恐后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真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步伐跨过了一个以至几个历史发展阶段，迅速地向前发展，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几年以来，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云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定地朝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不仅民族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象，代之以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关系；而且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以来，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巨大鼓舞，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是干劲冲天，奋勇前进。在从资本主义前的残存的原始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程上跨出了一大步，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有条件的地方，还试办了人民公社，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
下面，我们略举三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的事例，看一下他们在直接过渡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情况：
前面所提到的苦聪族，比起其他民族来，处于更为原始落后的状态。阶级分化不很明显。虽然已经懂得搞农业生产，但只会使用木锄、木棒，种的庄稼也仅限于包谷、地谷，还不会种稻谷，耕作方法非常粗放。一年收获，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活，因此，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加上在解放前，受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逃到哀牢山的原始森林里，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身上披的是树叶，是兽皮，吃的是山茅野菜，住的是不能避风避雨的芭蕉叶搭成的棚子。在解放前的长时间里，人们很少知道苦聪人的存在，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下落，似乎他们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直到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到了穷乡僻壤和深山老林，苦聪人才获得了新生。1953年红河自治州金平县委会特别组织了苦聪民族访问团，带着党和政府对苦聪人的深切关怀，带着他们所急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深入原始森林，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苦聪人，向他们耐心地讲解了祖国的划时代的变化，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帮助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定居下来。建立了苦聪人的大寨。附近的傣族和哈尼族人民帮助他们盖了房子，傣族妇女给他们缝制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新衣。党和政府除发给他们相当数量的生活用品外，还发了耕牛、籽种和大批农具，并派人帮助他们学会使用耕牛和农具，学会犁田插秧，学会分清稗子和杂草。以至学会理发、治病等等。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帮助，使苦聪人受到了深刻的感动和极大的鼓舞，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逐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不仅会种稻谷，而且会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有的还成了生产上的能手。1958年，在总路线的指引和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苦聪人也鼓足了革命干劲，投入了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们说：“比我们先进的民族都这样积极苦干，我们再不赶上去就更要落后了。共产党毛主席指出了路，还要靠我们自己走。”就在这种自觉的思想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了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面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一面大修农田水利，耕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连傣族农民也一致反映：“这个社的工夫真做得周到。”过去，不善于种稻谷，但在这一年，有十多亩水稻创造了单产一千二百斤的纪录，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有很大的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达到每人八百多斤，赶上了全省的平均水平。试种的棉花也获得丰产，除卖给国家一千多斤外，每户社员分得二十多斤，社里建立了小型织布厂，社员们都穿上了自己织缝的新衣。1959年，农业生产又获得连续跃进，成为全省先进单位之一。由于生产的飞跃发展，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办起了公共食堂，养猪种菜，每餐有菜有油。并且办了学校，青壮年都学习了文化。有的还到过北京，他们热情地歌唱：“我们到了天安门，天安门红旗飘飘，人海里见到了毛主席，有嘴说不出心里的欢喜。毛主席领导，眼睛望得远，共产党领导，心里想得宽。”
从上述简单情况看来，苦聪人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已经飞越了人类历史的千百年代和好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过去那种苦难的悲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苦聪人并不因此满足，到此止步，他们说得好：“别的民族跑，我们就得飞，别的民族坐火车，我们就得坐飞机，不加劲是赶不上先进行列的。”事实证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这些原来非常原始落后的民族，真是“不翼而飞”，日行万里。
聚居在德宏自治州的景颇族，其社会发展水平高于苦聪族，原始公社已经开始解体，但在若干方面还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土地是共有的，而共有的形式不一，有的归全族共有，有的属于村有。吃饭是不要钱的，只要带着景颇族特有标志的长刀和挂包，可以“逢村吃村，逢寨吃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有些地方，这种分化现象日趋明显。原始公社末期的那些部落酉长——山官、头人等，已由原来群众领袖的地位，变成有相当特权的统治者，向本族人民派工派款，而且受到傣族封建制度和其他外因的影响，有相当程度的剥削行为；但本人又往往和群众一道劳动，对于本族人民中有困难的人，还有帮助救济的义务。可见这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比较复杂的。从总的情况看，生产水平很低，刀耕火种，人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迷信很深，认为“万物有鬼”，一遇到灾害或疾病，就杀牛宰猪祭鬼，祈求消灾解难。
解放后，党在景颇族地区同样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大力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并根据景颇族的社会经济特点，确定了依靠贫苦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上层山官头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过渡当中，对于某些阻碍前进的社会因素和落后习惯，在本族人民自觉的基础上，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景颇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在有条件的地方，已经试办了人民公社——三台山人民公社。
三台山是从芒市到畹町途中的一个著名的山区，是以景颇为主，还有崩龙、傈僳等四种民族杂居的地区。解放前，由于民族隔阂，各民族人民之间，虽然“鸡犬相闻”，但除了特殊情况需要接触之外，“老死不相往来”。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森林成片，浓荫遮天，牧草茂盛，绿茵满地，不仅风景宜人，富有诗意，而且条件优越，适于多种经营。但在过去，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却过着极其苦痛的生活。解放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根据各民族的自愿，开始办了十二个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年以来，农副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再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从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958年，由于大跃进浪潮的推动，和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各族人民都感到“一块砖砌不成一堆墙，一根竹子搭不成一座桥，一个小社建不成社会主义”，强烈地要求把各民族的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在十二个小社的基础上，试办了各民族联合的人民公社，这就更有效地加速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步伐。
三台山各族人民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过程中是经过一定的斗争的，不仅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而且有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那些山官头人，有的讥笑群众说“这些穷骨头，没有耕牛，没有犁头，没有好地，看他们用手指头去翻地吧！”有的甚至公开反对以至破坏。但阻挡不了群众的前进，而且当了“反面教员”，促进了群众觉悟的提高，同他们开展了说理斗争。而对于那些守法的山官头人，则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在他们愿意放弃特权剥削的前提下，吸收他们入社，参加劳动生产，给他们以新生的道路。至于各族劳动人民内部，由于公社的建立，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团结，而且为共同创造幸福生活树立了牢固的基础。
公社化以后，各族人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劳动热情更高了，推动了生产大发展，取得了连续跃进，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958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5％，1959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长26％。并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大养牛、羊、猪、鸡、种植咖啡、茶叶，并且举办了好几个小型加工工业，如木材加工，奶品加工等。这些小型工厂，从先进地区或先进民族的眼光来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景颇族地区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生产发展的同时，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迷信思想和落后习惯大量消除，杀牛祭鬼的事已经寥寥无几。景颇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会计、教师和医生，自己办了学校，有几个青年已进了高中和师范学校学习，过去经常流行的恶性疟疾、痢疾等病害也基本上根绝了。解放了的人民，既作了社会的主人，也必然要作自然的主人。这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来说，实在是天翻地复的变革。
同上述的苦聪族或景颇族相比，佧佤族的社会形态的落后也大体差不多，但有少数地区阶级分化较为显著，有的还有奴隶，不仅可以任意剥削，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也可以把奴隶当作商品自由买卖。在一部分地区，由于受到附近傣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也产生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农民租种田地，要向土地占有者送礼物及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佧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还停留在十分落后的状态。沿用着最简单的木头、羊骨、兽骨做的工具，耕作技术很粗糙，生产水平极低，劳动人民终年劳动，只能收到一、二百斤粮食，过着半饥饿的日子，根本谈不到积累，缺乏再生产的能力。佧佤族不仅有杀人头割牛尾祭谷的恶习。在反动统治时期，同其他民族之间以及本民族各部落之间，经常械斗，往往加深了佧佤族人民的痛苦，并造成了人民生命的死亡。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佧佤族人民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沧源佧佤族自治县贺南人民公社，可以概略地看出这种变化情况。
贺南是一个佧佤族聚居的山区乡，有四个村寨，三百四十多户。解放前，是一个小部落，保留着一套头人世袭的统治制度。虽然自然条件很好，但在过去，佧佤族人民受着重重压迫，过着极端贫困和苦痛的生活。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帮助佧佤族人民搞好团结，生产、进步，发放了大批的物资和生产贷款，逐步固定耕地，改进耕作技术。并通过群众和头人和平协商，废除了头人的特权制度，生产逐步得到发展。但广大群众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日益感到个体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佧佤族的落后状况，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因此，在内地合作化高潮之后，贺南乡佧佤族人民就组织了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春天，全国大跃进的春风吹进了佧佤山，全乡人民也鼓足了干劲，提出了跃进计划。不仅要大兴农田水利，而且要办工厂，建电站。但是，大家都深深感到小社人少力量小，要办这些大事是很困难的。都纷纷询问干部：“内地还有没有更好的社，要是有，我们一定照办。”3月间，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十个小社合并成为一个大社，在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便改名为贺南人民公社。
公社成立后，佧佤族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更积极的投入了大跃进的高潮。他们说：“小社只能小发展，过去几年虽然生产连年都有发展，就是脚步太短，现在可要放大脚步了”。他们在一年内，就新开出了水田一千六百八十多亩，比解放前增加了七倍多。过去的一片荒山，变成了“水沟绕山转，梯田布满山”。佧佤族人民祖祖辈辈所沿袭下来的刀耕火种、不灌水、不施肥、耕地轮歇等习惯都改变了，还第一次进行了深耕密植，全社的稻田，都经过三犁三耙，深耕六至八寸，每亩施底肥最多的达到两万斤。过去，佧佤族人民只会种包谷，公社化后，才大量种植稻谷，并且试种各种经济作物九百多亩。这是佧佤族人民第一次把农业生产推向比较全面发展的道路。
公社建立后，在国家的扶持下，他们还兴办了大小十多个工厂，如缝纫厂、碾米厂、芳香油厂、酿酒厂、石灰厂，还有规模比较大的铁木农具厂，结束了没有工业的历史。过去佧佤族人民连锯子都不会使用，一棵大木料也只能劈做两块大木板。一年多来，他们学会了许多技术，能够制造锄头、打谷机、手推车、薅秧耙、掼槽等工具，还建立了一个电站，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58年，每人平均粮食达八百斤，家家户户都有了被子、棉毯，彻底摆脱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状况。精神面貌也起了很大变化。迷信鬼神的人一天天少了，杀人头祭谷子的惨酷现象已经绝迹了。正如佧佤族人民所歌唱的：“过去哟，我们年年祭谷子，年年吃不饱，穿不暖；如今哟，不祭谷子得丰收，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
过去佧佤族没有文字，更不懂得文化，记事传事全靠木刻和实物。1952年便破天荒地办起了一所小学，公社成立后，发展到四所，适龄儿童入学的占98％。并开始有了自己的中学生。老人们感慨的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当睁眼瞎子了”。
以上所举的苦聪族、景颇族、佧佤族的变化发展情况，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就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中也具有无限的威力。正是由于紧紧地依靠了这种威力，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的途程还长得很，还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1960年是六十年代的第一年，也是我们伟大祖国连续跃进的第三年，在这新的年代里，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一定和全国人民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起三大法宝。发挥不断革命的精神，向着伟大目标继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