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千粒穗”“万粒斤”开道 杨匡保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8版()
专栏：

为“千粒穗”“万粒斤”开道
杨匡保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谭震林副总理所作的工作报告，并保证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把自己从事种子研究工作的一些体会，向大会作简要汇报。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解放前，父亲给地主种田，母亲在地主家当佣人，父亲东拼西凑，勉强地给我读了二年书，常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解放后，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党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使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党支持我大胆试验改良水稻品种，把我从一个半文盲的青年农民培养成为选种专家，帮助我著书立说，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还聘我为特约研究员。我深深体会到党是多么的伟大，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多么的幸福！有了共产党，才有我杨匡保。
选育良种是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中的重要内容。历年来的事实证明，它是一项工本省、收效大的增产措施。“千算万算，选用良种最合算”，“良种出高产”，“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种子大革命，生产猛飞跃”。这些，都是群众经过实践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比如，早稻良种“陆财号”，平均每穗一百二十五粒，而劣种“小暑白”平均每穗三十五粒。1958年引种的晚粳“红芒晚”，平均每穗都在二百粒左右，最大的穗头有五百六十二粒，而劣种晚籼“中秆叶下坑”平均每穗只有五十五粒。据几年来的平均产量统计：“503”比“早白”每亩增产五十斤；“有芒沙粳”比“503”每亩增产八十五斤；后来选用“南特号”又比“503”每亩增产九十四斤；“大荆白”比“中秆”每亩增产三十斤；“矮脚芒咀”比“大荆白”每亩增产四十五斤；“乌咀糯”又比“大荆白”每亩增产六十二斤。1959年早晚稻由于全部选用“乌咀糯”、“三百粒”、“新太湖青”等良种，获得了大面积的增产，平均每亩产量跃到一千八百斤。大丰收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良种出高产的真理。
八年来，我社由于选种育种，不断扩大良种面积和更换优良品种，单位面积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1952年为七百三十六斤，1957年为一千零八十一斤，1958年跃为一千三百九十斤，1959年又跃到一千八百一十四斤。再拿种子的质量来说，经过选种的种子，子粒饱满，千粒重高，出苗快，生长好，抽穗整齐，成熟一致，稗草杂粒少，对提高产量的作用也很大。
良种增产虽然为广大群众所公认，但是，从不选种到选种，从选种到育种，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新旧思想斗争过程。
1952年，我们黄岩县路桥合作社早稻全部是“早白”，晚稻大部是“细秆京仁”等土种，那时候，我从外地买来几斤早稻“503”、晚稻“粗秆白”等良种，却遭到少数人的讽刺打击，他们对我细心粒选种子，说是“念佛珠”、“吃饭不消化，消磨功夫”。种子下田以后，我一日三次到田头去观察，他们又说我是“猢狲种生姜，一日三次张”（看的意思）。但是，党教育我，鼓励我坚持试验下去，结果“503”和“粗秆白”分别比土种每亩多收九十五斤和六十六斤。在增产的事实面前，许多人开始认识选种的好处了，但是仍有人认为增产是偶然现象。第二年，我又继续试验，当时，有一个老农也搞了“试验”要与我比高低，结果，每亩产量我比他多收一百八十斤，他认输了，主动向我调去良种一百多斤。使广大群众对培育良种更加信服了。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先进落后大家封，事实面前分雌雄；老经验敌不过新办法，良种必定胜劣种”。
良种增产的事实引起了群众对选种的重视，但是，坚持年年选种，不少人的思想还有抵触。有的人怕麻烦，说选种太费功夫。我就自己带头穗选了二百二十斤。第二年把穗选与不穗选的进行对比，穗选的结果，一季连作晚稻亩产四百八十六斤，比不穗选的多收了五十一斤，当时立即组织了社员去现场参观，抓住这个事实开展田头整风，辩论“要不要选种？”“功夫用在选种上到底合不合算？”大家看了田，又算了账：一天能选二亩田的种子，二亩田就可增产五十至一百斤，花一个工，就能多收三、五十斤。经过看、比、算、辩等办法，群众深刻地体会到选种是增产的大法宝，良种增产在人们思想上扎了根。从此群众就越来越重视选种了。
公社化后，为了高速度繁育良种，满足生产不断大跃进的需要，公社决定把路桥社改为公社良种场，良种繁育任务加重，质量要求更高，有些社员存在选种“吃亏论”，主张自选自繁，不愿支援外地。有的说：全部做种子，口粮怎么办？也有人认为，自己繁育质量好，全部调出去，调回来的稻谷质量差，白米饭不吃，何苦？这时，农场党支部进行了爱国爱社的教育，动员群众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同时宣传国家对于良种加成调换和出售的政策，从而消除了种种顾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鼓舞下，为了不断创造培育更好的品种，党支部向广大群众提出“向千粒穗、万粒斤进军”的雄伟口号，经过半年多来的努力，万粒斤被我们创造出来了，现在进一步试验和小面积推广。
在向种子科学进军的道路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在党的领导和不断教育下，深苦钻研，我们并没有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而是鼓起更大的干劲，去战胜困难。如我在培育“大乌咀糯”新品种时，由于成熟季节迟，其他稻已经抽穗了，“大乌咀糯”还是瘪秆，一些思想保守的就风言风语起来。我始终不动摇，最后终于培育成功。又如女共产党员方月娥开始学习种子杂交时，因操作不熟练，前后二十多次都失败了，但她仍坚持着试验，不断改进操作技术，终于攻破了技术关。再如蔡仁俊同志，在1958年从新太湖青稻种中选出一个大稻穗，1959年进行单本繁育，平均每穗在二百八十粒以上，最高一穗达六百三十二粒，抵抗病虫害和倒伏的能力特别强。在水稻杂交方面，一般只知道二种方法：一种是用四十度的温水泡死雄花，另一种是套黑纸袋，但是我们试验成功了人工授精杂交和远缘杂交，稻盲变异种杂交，效果很好。
搞种子技术革命，光靠少数人干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并把已得的试验成果，迅速推广出去。如1957年社员陈金保在“红毛”稻田中发现大稻头，我们立即组织干部、社员技术员去田头参观，经过认真培育，成为“路桥一号”新品种。又如社员李赞卿在粒选稻种时，创造了先穗选，再粒选的先进方法，党支部立即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使选种效率提高数倍。从1952年至1959年我们共创造了十三个新品种，繁育了各种高产良种五百万斤，其中有四百多万斤售给国家和兄弟社。1952年选出的“大乌咀糯”晚稻良种，已经推广到七个省，五十二个县。我们大量繁育的早稻“陆财号”“铁路稻”“元丰”等良种，也已在温州地区各县普遍推广。我和科学研究组还培育出“万粒斤”“路桥一号”“路桥九号”等新品种，为将来实现亩产万斤稻开辟了道路。
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要继续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再接再厉，为1960年向双千粒穗、六千粒斤奋勇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以上发言，不当之处，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