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猿人化石的研究，提供了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新证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中国猿人化石的研究，提供了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新证据
吴汝康
恩格斯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出发，进而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恩格斯写道：“……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恩格斯曾经对于劳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形成过程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恩格斯指出：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的共同作用——这不仅对每个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人才变成有能力来进行更复杂的活动和有能力来提出和达到更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头脑中对人的存在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构成品，首先都是头脑的产物，它们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在它们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平易的产品就显得不重要了；何况在社会很早的发展阶段上（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够使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了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之一切勋绩，都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达和活动。人们因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想而不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自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到头脑中和来到意识中的）——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从古代世界崩溃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这种宇宙观直到现在也还有强大的影响。恩格斯指出：“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论自然科学家们也还弄不明白人类的起源，因为他们在唯心论的影响之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进一步阐明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地打击人类起源中的唯心主义理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唯物主义的劳动观点。
三十年前，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人类远祖的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接着，在周口店这个山洞里又掘出了大量的中国猿人化石以及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和伴生的动物化石等等。三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猿人的化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解放后的十年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巨大的进展。目前，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猿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我们知道，中国猿人已能与现代人一样地用两脚直立走路。虽然姿态与现代人还有些不同，四肢和躯干已基本上与现代人一样，但是他的头部还有许多很原始的像现代猿的特征。就四肢来说，上肢与现代人已非常相似，而下肢则还带有一些原始性质。这就是说，中国猿人的体质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有机体是统一的整体，身体各部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但是，身体各部既统一而又有着一定的分工。由于各部分在整体的机能中所担负的任务各有不同，某些部分所担负的任务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较少变化而基本上保持原来的形式，而另外一些部分则随着机能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形式，因而在形态上表现出所谓镶嵌现象。这就是说，身体各部分由于机能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进化速度，因而产生了形态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脊椎动物一大门类转变到另一大门类的过程中，可能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那末，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究竟身体上哪些部分在机能上最为重要，因而有较快的进化速度呢？
过去，一般都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脊椎动物各纲的脑子，高一级的都大于低一级的。即：两栖类的脑比鱼类发达，爬行类的脑比两栖类发达，而哺乳类的脑又比爬行类发达。这种看法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以为脊椎动物中高一级的纲是由于其脑的发达而胜过其低一级的纲。应用于人类，便是人类因为有了特别发达的脑子而成为万物之灵。
近十年来的许多新的发现和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最早哺乳动物的脑并不比爬行动物为发达，哺乳动物的起源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至于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的起源，也显然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到进行部分的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部分的陆地生活到全部的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陆地生活进到空中生活。由于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差别，首先发生适应的也是行动器官，于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就必然相应地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就灵长类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最早的灵长类与其他原始的哺乳动物相区别的不是脑的发达，而是具有用来握执的手足。这在解剖结构上是一种很复杂的适应，包括指（趾）的引长，末一指（趾）节的变扁和指（趾）甲的变薄等等。这是整个灵长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其他如食性、牙齿等等的差别都是次生性的。因此，灵长类的起源主要是由于行动适应。人类的起源也同样是由于行动适应，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行动适应，是由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最早人类的脑量似乎并不比猿类为大。
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是现在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但是从猿人的体质形态、物质文化和地质时代来说，都可以肯定还有比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更早的人类存在。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类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在于人类能使用和制造工具。南方古猿是否能制造工具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南方古猿的骨盆已与现代人相似，这显示它已能直立行走，而它的脑子则还很小，在现代猿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由此得知，人是先两足直立行走，然后才有大的脑子，人脑的大量扩大是远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出现的。
人类不同于动物之点在于人类能劳动，这表现在人类能使用和制造工具，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通常说，文化是人类的特征，而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实际上，一般人所说的人类是指现代类型的人，而现代人是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长期过程之中才形成的。人类是从制造和使用工具以进行生产的时刻开始的，而人类的发展成今天这种样子，则完全是劳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从现代人脑的结构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人脑是从猿猴的脑的础基上扩大而成的，但是在从猿猴的脑扩大为人脑的过程中，脑的各部分并不是同等地增大的。从脑皮层运动区（根据巴甫洛夫生理学的观点，更正确的说法是运动分析器的皮层部分）的分布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体各部在大脑皮层上所代表的区域的大小是极不相等的。面积最大的代表机能上最重要和复杂的部分。在猴子的大脑皮层上，手和足有关的皮层区的大小大约相等，可是在人脑上，手区远大于足区。这种事实证明人脑的增大发生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促使了手区与足区的比例的变化以及控制手的脑的部分的大量扩大。
另外，在大脑皮层上还可以看到，与发音有关的皮层区也占了很大的面积，这与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有关，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整个大脑皮层的活动联系着的。人脑的额叶也大量扩张，这些区域至少部分是与思维和意识有关的，而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最早的人类制造和使用极简单的工具来进行食物的采集和狩猎，他们必须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否则便无法生存下来。因此，他们必须有最原始的社会组织，这就使彼此之间的交往有了必要，于是从劳动当中并与劳动一起，语言产生出来了。
从古猿的使用木棒、石块等的自然物进而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即人类的诞生，大概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真正的从猿到人转变的阶段，而直立行走的步态可能是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古猿进化到猿人，脑量增大到九百毫升以上，已能制造具有一定类型的工具。中国猿人已肯定是猎人，能借助于工具来狩猎大的动物。但是，就是在使用工具狩猎时，中国猿人也必须群体的协力合作，共同享用，互相交往等等。
人类最早的劳动具体表现在工具的制作上，人类是从古猿能够制造工具的时刻开始在地球上出现的。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并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中指出：“经过几千年长久的努力，手之从脚分化出来，人之直立行走，才最后被确定了。于是人和猿就被区别开来”（现在所确定的地质年代远比八十多年前恩格斯所知的为长，因此几千年改为几百万年比较正确）。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首先是由于手的使用而使人的手足发生了分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又指出：“可能同手的发展一起，人的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意识”。
四肢的分化，直立姿势的形成，为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脑壳外面的肌肉负担减轻了，直立之后眼界扩大了，手的接触范围也增大了，所有这些都为脑扩大了讯息的来源，促使了脑的发展。脑的发展反过来又作用于手，而使手的活动更加灵巧；愈到近代的人类，脑子对手的作用也相对地愈为增大了。
从中国猿人化石研究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可能也连同躯干骨）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下肢骨虽一般与现代人相似，但又具有若干明显的原始性质，而头骨则较现代人为原始，脑量也远在现代人之下。这种结果证明了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上肢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手，最初是由于劳动，由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是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的，发展的速度最快；由于手的使用而使手足发生了分化，下肢发展的速度较慢，因此落在上肢之后；脑以及脑的外壳的头骨，是因为手的劳动、四肢的分化而随着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猿人头部的许多结构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性质，现代人的发达的脑是随着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扩大的。这种结果证明了手足的分化远早于脑子的发展。资产阶级科学家们认为，心灵是人类进化的根据，因此，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脑的发展起了先驱者的作用，而四肢是随后跟着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猿人化石的研究，进一步地粉碎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学说。
最早的人类是从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刻开始的，在不断的劳动过程中发展成了今天这样的人类。中国猿人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