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颗红心献给党献给文化革命——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讯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六千颗红心献给党献给文化革命
——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讯
本报记者　于长钦
雄伟瑰丽的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祖国英雄儿女。6月1日，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六千多名代表，在这里会师，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誓师大搞文化革命。
工农代表站在文化革命的最前线
葵花朵朵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尽管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今天，他们都站在文化革命的最前线，作文化革命的旗手。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涌现的一批生力军：工人、农民、士兵出身的教师、作家、理论家、新闻记者、医生。每个人的事迹都表明他们最具有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他们面前，只要党有一句话，没有攻不开的堡垒。在教育界的代表里，不仅有工农出身的民校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而且有童工、电焊工、搬道工出身的大学教师。北京矿业学院的助教寿本富，十岁就当了童工。解放后，党把这个青年矿工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培养，以后又送他到矿业学院去深造。在当学生的时候，他就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热爱劳动的本色，因此从大学毕业担任助教那天起，他就成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坚定的人。他愉快地接受学校分配的兼任电工厂厂长的任务，白手起家办起了工厂，给学校提供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基地。现在，他又成为使矿业学院在技术革命中不断前进的促进派。他和工人、学生一起，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式电钻。陕西省代表顾福根，原来是一个有十六年工作历史的电焊工，在党的鼓励和培养下，他不光总结了自己的丰富经验，还攻透电焊学，成为一个既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又有理论知识的专业教师。南京农学院附属兽医院副院长王元林，八年前还是一个半文盲，在党的培养下，七年就跑完了从小学到大学通常需要十六年的路程，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出色兽医专家。
安徽省蒙城县望町初级中学校长董文昌，解放前是一个未进过学校大门的长工，经过党的十年培养，1958年调任中学校长。当时，有些教师说他是“外行”，只能管行政，不能领导业务。在这种情况下，董文昌在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自己一边坚持理论、政治学习，一边顽强地学业务，从备课到教学，从课堂到辅导，一直到批改作业，一门一门地学。两年来，他听了六百多节课，参加了八十多次教学研究活动，在业务上成为一个内行，并且领导学校跃到先进的水平，全校学生各科考试平均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
湖南省长沙县北山人民公社师范学校校长谢炳勋，过去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今天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在朝鲜战场上，他曾经立过四次战功，负伤后锯掉了双脚。1952年复员回乡后，就积极参加办冬学。他发扬了在战场上的英勇顽强的意志，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把一座山村的冬学，一步步发展为业余高小、业余中学、民办中学，直到今天的民办师范学校。他把教育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全民办钢铁时，他带领学生建炉，伴炉睡，守炉餐，十天不下火线。他经常撑着一双拐杖，爬山过沟去给民校做辅导工作，感动得群众叫他“无脚英雄”。他表示：“只要我血在动，心在跳，就要干下去，干它一辈子。我撑着拐杖，也要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一旗升起万旗飘。这些工农兵出身的代表们的英雄事迹，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向知识化目标进军、为夺取文化堡垒冲锋陷阵的革命英雄气概。山西省万荣县以群众的集体智慧创造了注音识字法，两个月就扫除了全县青壮年文盲。在文化上得到翻身的农民，创造了近两百万首诗歌，来表达感谢党、热爱毛主席、赞美文化革命的激动心情。许多过去的文盲，现在自己拿起笔来写入党入团申请书，以充满真情实意的话，表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志向。
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不仅在生产建设中表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成为毛泽东思想最热情的宣传员。光是辽宁一个省就有两千八百八十多个工农讲师团，有工农讲师三万六千多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水泥厂95％以上的工人学习理论，一千多人学完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毛泽东著作。一年来，工人们写了一千三百篇论文，出版了十八期以“豪言壮语”为名的理论刊物。
青年代表浑身是劲勇往直前
在代表中，还有这样一批新苗。就是那些在党直接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踏上革命征途的那一天，曾经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志愿：“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他们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只要一想起党的要求，立刻浑身是劲，勇往直前。青年教师孟宝山，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担负着内蒙古东部草原两个旗的小学教师进行蒙文数学函授教育工作。函授教学方法本来是由教员编发讲义，由学生去自修。但是，孟宝山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帮助民族教师更快地熟悉业务，经常在草原上奔走，巡回面授。有一次，他从一百五十里路以外要赶到约定的面授地点，中途突然遇到大风雨，因为道路不熟悉，迷失了方向，一条大河横在面前。他到附近一个蒙古包去问路，一位老人见他浑身湿透，打着寒战，便关切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在我们这儿住下吧，今天过河很危险，等水退了再走。”他听了老人的话，面对翻滚的河水，一时有点犹豫；但马上又想起自己是个共青团员，党把帮助民族教师提高的任务交给了自己，明天就是上课的时间，怎么能耽误呢？他顿时鼓起了勇气，冲过急流，终于按预定时间讲授了课程。
青年医生柳桂枝的模范事迹，在辽宁省广泛流传。她一出校门，就到一个山区的人民公社医院工作。她成年累月地跋山涉水登门医疗，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心一意为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完成党托付给她的任务而忘我劳动。有一天，她已经巡回了四个村子，步行了百余里，脚掌磨出了血泡。刚要休息，又听说有一个小孩病重，便立即出发，连翻四个山头，到达病人家里，亲自守护一夜，直到病孩转危为安。又一次，她为抢救一个病人，淌过结着一层薄冰的大河，两脚冻得麻木了，不能迈步，她就拖着两腿向前爬。群众称她是“党派来的好医生”“党的好女儿”。
老专家成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好榜样
有些过去曾经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向往和走过资产阶级专家道路的代表，今天怀着对党万分感激的心情来参加大会。是党，把他们在可怕的道路上抢救过来，让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发出了光和热，得到了今天的光荣。他们从党的智囊里吸取了养料，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给自己注进了新的血液，在参加生产斗争中用汗水洗刷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和斑痕，走上了又红又专的道路，成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好榜样。山西农学院畜牧系副教授吕效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大学的课堂上教过十多年养羊学，可是从来没见过劳动人民是怎样养羊的。为了贯彻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深入农村，投到老羊工门下当徒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后拜了二十多名老羊工为师，特别是系统地总结了著名土专家宁华堂四十多年的牧羊经验，学到了许多他在古今中外养羊文献上没有学过的东西，革新了教学内容。在一年中，他和另外两位助教一起编写了“中国养羊学”、“牧羊歌诀三百首”等五本新教材，共五十余万字。他在当农民的学生的时候，也当先生，热情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群众，帮助群众办学校和发展畜牧业。
可以和吕效吾副教授相媲美的，是厦门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松踪副教授。他曾深入到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养鸭经验的村庄里，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白天和农民一起放鸭，晚上到养鸭农民家里访问，和农民一起办养鸭学校。就在这种平凡的劳动中，他不仅炼红了自己的思想，促进了教学改革，还找到了被人们认为不可改变的“歇蛋期”的秘密，探索出一条增加鸭蛋产量的新规律，创造了大鸭群每只鸭年产蛋三百六十个的高产纪录。
今天，代表们中间那些经历了漫长而曲折道路的老教师、老中医等，都感触万端。他们曾经饱尝旧社会的辛酸；在新中国，他们才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在党的教育下，成为“老来红”。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八年、七十五岁的湖北省代表桓复元，本来领导上已经批准他退休养老了，可是他不服老，要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用国家发给自己的养老金办小学，积极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亲自带领学生种试验田，群众称誉他说：“桓老年老心不老，发虽白而心常红。”他七十二岁加入了共产党。
吉林农业大学的老教师于涌泉，今天心情特别激动。他怎么不激动呢！在旧社会，他虽然有着祖传二十五代的祖国兽医遗产和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但仍然忍辱受气，为“饭碗”而奔波。解放后，党把他培养成大学教师。他打破了“祖传秘方不授外人”的陋规，将祖传秘方和自己三十年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同行和学员们，先后主编了“中兽医针灸学”、“中兽医验方选集”，整理了一百个兽医验方和特效针灸术，向党献礼。两年来，他治疗好了许多难治的牲畜病症，疗效接近百分之百。他对发掘祖国兽医学遗产，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
六千名代表的光荣事迹，证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祝词里说的：“在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文化教育工作队伍已经开始形成，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历史，但解放前，文化一直被少数剥削阶级所霸占，劳动人民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以后，开始做了文化的主人，文教事业才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最近两年多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在掀起技术革命高潮的同时，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以前办不到的，没有的，现在办到了，有了；就连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所谓“不可超越”的“定律”，和自称“文明”“优越”的西方文献上找不到的东西，我们也超越了，创造出来了！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许多被人们视为奇迹的创造者。上海广慈医院在以打破对资产阶级医学文献的迷信，抢救了钢铁英雄丘财康的事迹而名扬全国以后，又救活了灼伤后五次大出血和五次休克的病人，救活了灼伤后发生尿闭的病人……。这些病症，在许多国际文献中都被认为是必死无疑的致命症。旧中国的体育运动者，在许多次国际比赛中，总是名落孙山。解放以来，在短短十年多时间，我们就打破过三十二次世界纪录，出现了世界冠军。中国登山队，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从西方登山界认为“不可超越”的北坡天险，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攀上文化高峰。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敢于作前人作不到的事情？作到了别人认为不可能作到的事情？是亲爱的党！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今天大厅里那一位英雄的身上，不闪现着毛泽东思想的火花。是党规划了胜利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到那里，那里就会出现胜利，就会出现奇迹！这是六千名代表的共同体会，是他们所创造的千千万万事迹一致体现的真理。今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旗帜，已经插遍我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文教战线。这是我国文化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的胜利泉源和根本保证。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话，跟毛主席走，作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是六千名代表一致的意愿，也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致的意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当林枫同志引用毛泽东主席这句话，结束整个报告的时候，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用这掌声向党保证：伟大领袖的预言，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