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人阶级的红色医师 [复制链接]

第10版()
专栏：

做工人阶级的红色医师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任继然
我是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一个中医。我家祖传行医，到我是第十代。我的儿子也是中医，我的孙子也在学医。我今年六十八岁，从十六岁起就跟父亲学医，二十岁单独开诊。在我行医的四十八年中，有三十八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在旧中国，祖国的医学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严重摧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我个人也是历尽沧桑，饱尝辛酸。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被歧视，受排斥。自己带出来的徒弟，纷纷被迫改行。中医这一行，被人看作是“末代状元”。自己想替社会服务，也无力可施。记得1944年在日本鬼子统治的时候，扬州疫病严重流行，万恶的鬼子们却不许农民进城看病，重病人被鬼子发现了就活活烧死。当时四乡很多病人找我看病，都被阻在城外，看到这种情景，着实令人心酸。当时我只好偷偷地带个学生出城，在新北门桥下设“露天诊所”，替病人诊治。这些遭遇，我现在记忆犹新。
解放了，大地回春，我们中医也在党的领导下，起死回生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了身，我们中医也翻了身。在新社会里，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处处为人民健康着想。人，变成了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中医逐步组织起来。在党的教育下，我自己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1955年5月，我进入苏北人民医院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1956年12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使我能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刚到医院的一个时期，中医内科只有我一人，每天挂号病人都有一百以上。我每天一早五点钟从家里跑二、三里路到医院，坐下来就给病人诊治，常常中午家里送来饭菜也顾不上吃。我想：“病人还要走很远路哩，治了让他们早点回去吧！”有时病人看到我到十二点多钟还没有吃饭，向我说：“老先生你为我们治病，我们可不能叫你挨饿呀！”要我吃过饭再看病。1957年夏，有一天中午十二点多钟，门诊部已停止挂号了，江都抬来一个女病人，被我看到了，我想：这么远抬来，又是大晌午，怎么叫人家等呢，我也不顾休息了，立即替她看了病。那时诊室就是我的饭堂。最多时，一天诊治一百四、五十人，常常忙到天黑。领导上因我上了年纪，照顾我，要我来往坐人力车，我经常坚持步行。早上东方鱼肚白，就起身到院，晚上，在闪耀的灯光下愉快地漫步回家。
为了抢救病人，我经常白天、黑夜出诊，有请必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年夏天，扬州槐泗公社有个小孩病重，家长到医院指名要我诊治，说：“只要任老先生搭下脉，死而无怨。”人民群众那样地信任我，把我当作亲人，把解除病苦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使我越发感到责任重大。在平时工作中，我不管怎样繁忙，我都要耐心听病人诉说病情病因，和病人详细谈话了解病情，开出的处方都要反复斟酌，核实剂量，一点也不马虎大意，所以没有发生过差错。
党组织非常关心我，经常要我注意休息，可是我怎么也休闲不下来。我总是这样想：我应该勤恳地为党工作，把心交给党，把技术交给人民。有一次，院党委书记对我说：“你要听党的话，好好休息，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当天晚上我脑子里翻腾了好多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找党委书记，我对他说：“领导上要我休息，我反而不安，觉也睡不着了。我少治了病人就像有一块东西塞在心头使我不安。”现在我深切地认识到：在旧社会里，我虽然也热心于医疗工作，但严格地说来，那还是单纯地从“恻隐之心”出发，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可是现在我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医疗卫生工作，是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大事，是有利于生产、工作和学习的大事，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所以，我热情更高，干劲更足。今天的我同旧社会的我已经完全不同。我和劳动人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更把我和病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把病人看成自己的亲人，与病人同呼吸，共命运，只要对病人方便，我从不怕麻烦。我用小本子把病人病情摘录下来，以供随时翻阅。每天中午下班和晚上回去以前，我都要抽空到病房去看看病人，这已经成为习惯。病人病情减轻了，我就轻松愉快；病情严重了，心头就沉重起来，千方百计的设法治疗。对抬来的重病人，都主动的走出诊室到病人身边看病。有时在路上遇到病人要求治疗，我总是愉快地替他们治病，从来没有嫌麻烦或拒绝过。一天晚上下着雨，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姓陈的工人患病，我就一手撑伞，一手撕了张纸替他开了处方。我努力寻求“花钱少，疗效高”的方剂，以减轻劳动人民经济负担，早日恢复健康，回到生产岗位。扬州玉器厂一位老年工人患膈噎病，吃了东西就呕吐，到医院经我治疗，服药两剂仍未止吐，晚上回家翻阅“外台秘要”、“景岳全书”等书籍，再三思索医治方法，终于想到他年高气虚，气壮可以平息上逆，我就把降气的处方改为补气，服用以后果然有效，病好了，他又走上生产岗位，我感到无比兴奋。
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给我们的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人民解除疾苦，为生产服务。我和西医同志相处，都是以诚待人，互相尊敬。我们相互会诊，亲密合作，取长补短，勇于负责。许多疑难病症，例如消渴（西医诊断的糖尿病）、肝阳上越（西医诊断的高血压）、痞块膨胀（西医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正水（西医诊断的肾炎）等五十多种疾病都获得了显著的疗效。这里我可以讲几个例子：1959年秋天，有一个脾肾两虚，水泛高原（肾脏炎形成尿毒症）病人，病势危急，他自认必死，把家属喊来嘱咐后事，我参加了会诊，运用补脾制水、温阳益肾法，大胆地开出了处方，病人服了第三剂药后就能吃稀粥，浮肿逐渐消失。1959年夏季，一个伤寒病人，高热达四十一点五度，昏迷七天，牙关紧闭，在西医的帮助下，用鼻饲法灌入中药，注射了盐水和强心剂，终于转危为安，还有一次，一个三岁小孩患肠套迭，已抬到手术房，但家长要求不开刀，院党委要我参加会诊，寻求开刀以外用中药的治疗办法。我从行医以来就是干的中医内科，没有治过外科病人，起初顾虑如果出事要损坏我的名誉。但是我又想到医生对病人应该勇于负责，我是共产党员，更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个人名利思想今天在我身上不应该再存在了，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党交代的任务，按照“气行滞化”的原理，采取理气、苦降、化滞并用的方法进行治疗。小孩服了我的药后，他的安危整日牵挂在我的心上。第二天天未亮，我就摸黑赶到病房，看到小病人安宁地睡着了，我如释重负，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小孩病好后，他的父母不住口的感谢我，我对他们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是党教我做的，你应该感谢党！”
我前后带了十八个徒弟。已有十六个结业，他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现在还有两个徒弟在我身边学习。我认识到，他们是我们这一辈的接班人，因此我把教好徒弟的工作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要把全部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我教他们多读书、多想、多问，边学习，边临床，重点讲解疑难病症，把学习理论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使他们更能融汇贯通地掌握祖国医学奥妙。由于教学方法比过去有了改进，加之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大大提高，因而徒弟学习期间缩短了，质量提高了。过去要学六年时间，现在只要学三、四年就具有相当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能够独立工作了。我不但教他们学技术，还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现在有两个已结业的徒弟和我在一起工作，他们都能够胜任临床和教学工作，而且他们都已经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几年来，党给我很大荣誉。一想起来，我内心就非常激动。我曾连续数次被评为本院和扬州市的先进工作者，出席过省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被选为扬州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特别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去年被邀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十周年观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党给了我无上荣誉，也给了我无限力量。近年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负责中医内科和病房中医病区，中西医合作病区的领导和诊疗工作，我自己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常常挤出查病房的业余时间进行门诊，多治一个病人也感到莫大的愉快。我们中医科的五个同志也都能兢兢业业的工作，在1959年都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中西医合作病区也是“满堂红”单位。
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召开，给我极大的鼓舞。我进一步总结了慢性肾炎病例，写出了肝硬化及肝炎治疗等等文章，研究制成治疗高血压等疾病的药品。在徒弟的帮助下，我还将数十年临床经验进行了整理，现已经出版了“中药治疗黄疸”和“任继然临床经验录”第一集，第二、三集目前也正在整理，即将付印。这是由于党的培养和教育，应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
参加这次大会，我感到无尚光荣。陆定一同志的祝词和林枫同志的报告，许多代表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的介绍，给我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坚决听党的话，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红色医师。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但是我有一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我要继续鼓干劲，争上游，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和全体医务工作人员一道，为创造祖国的新医药学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