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音乐的教学工作 [复制链接]

第11版()
专栏：

改革音乐的教学工作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　黎英海
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学院的理论作曲系经过1958年教学改革，在课程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目前我们正在党委的领导下，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学体系进行着不断的教育革命。
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音乐教育，硬搬西洋的一套，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学作曲的人，为了写合唱合奏或者带伴奏的乐曲，就需要先学几门技术基础课。这些课程中讲的都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材料，甚至还有十六世纪的，其中有不少内容陈旧，在欧洲创作上也早已不用了，重重规则，层层束缚，弄得非常神秘。因此，有些人学完后满脑子的清规戒律，根本就不会作曲，也不敢作曲，即使作出来了，也是内容空洞、而且从旋律、和声到风格全部是欧化的。
我是旧中国音乐学院最后一届毕业生，就是这样学过来的。
必须从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
解放初期，我被派到部队艺术学院教作曲理论，当时领导上向我指出：“你教的是部队文工团来的创作干部，千万不能照你学的老一套来教。”我一听真是不知所措。这时党组织明确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教学。因此必须从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自己不喜爱，就是好的，摆在我面前也是看不到，又怎能从民族民间音乐中学习到什么呢？领导上又帮助我，要我多接触实际，向劳动人民学习，认真改造思想，提高认识。
这样，我才开始较有意识地去学习和研究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的调式、摸索民间调式的和声问题，并且在教课中尝试结合一点民族音乐的内容。最初只是关在屋子里凭自己的一点理论知识在搞，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越弄越糊涂。当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中提到“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才使我猛醒过来。在学习民间音乐的同时，改编一些民歌，着手研究聂耳、星海等同志的作品，并通过为聂耳、星海的一部分作品编配伴奏来探索民族调式和声问题，于是才使学习和研究有了新的开展。
1952年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教学工作，继续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但是有人说我搞这些玩意儿是“小儿科”，没有道理，甚至还说我搞的一份研究民间调式的讲义是“不学无术”。这时我就动摇起来了，生怕人家说我懂得欧洲的不多，被专家瞧不起。有一段时间曾想放弃原来的研究工作，专门去钻研欧洲近代的音乐。这时，和我在一起的党员同志却鼓励我继续研究民族和声问题。在党的启发教育下，我认识到要改革课程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当我认识到本身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真正的动力，使我快步前进。
从1954年开始，我就把民族调式和声的内容作为一个单元列入正式的课程中，尽管那时教材还很粗糙，却得到在我班上进修的老干部们的热情支持。当时还有人说这是胡搞，说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没啥了不起，他们认为民族的东西是简单原始的。
双反运动后，我便把民族调式和声的内容贯穿到和声课中，并联系创作来进行教学。在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党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我写出了“汉族调式及其和声”这本书，将几年来研究的心得，和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总结出来，希望对解决民族和声问题有所帮助。当时我的工作很忙，除了本身工作外，还要兼代生病同志的课。时间不够怎么办？我就利用每天晚上时间，结合着备课进行科学研究。
随着工农业大跃进，教育革命在我们学校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群众的启发下，我大胆提出开设多声部写作基础课的建议，将原来的几门基础课在民族调式和声的基础上合而为一，彻底改变他们彼此孤立和繁琐、重复的不合理现象，而且还增加了本来应当有而没有的内容。这门课的建立，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基础技术理论的学习时间，而且由于其中许多问题的提法比较科学，又是以民族音调为基础的，学习的人容易融会贯通，因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党和群众的支持使我站住了脚跟
1959年春天，有少数人在强调科学分析的幌子下，以严格技术锻炼、正规化、重点学校要提高等为借口，对多声部写作课提出了许多非难。少数盲目崇洋思想严重的人认为：“人家欧洲的一套是经过几百年考验的，你能一下子把它推翻吗？”
但是，党及时对我进行了教育与鼓励，群众也大力支持我坚持新课的试验，我有了力量，有了勇气。我想，这门课决不能取消，这是大跃进的成果，是教育革命的成果。我站住了脚没有被他们吓倒。对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了，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
现在这门课已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的支持下巩固下来了。经过一年多来的教学，初步证明，这种变革的方向是对头的，同学们学得很有兴趣。由于符合民族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学的人打破了神秘观点，能较快地掌握到实际创作中所需要的写作技术，质量显著提高。如去年开课不久，有些同学便能较好的为“社会主义好”“我是一个兵”等歌曲及民歌写基本的伴奏。有的同学说：“从前学了两年西洋传统和声学，学完了不会用，而现在两堂课就解决了不少问题。”目前“多声部写作”课正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在这门课的教学方法上，也相应地作了新的尝试。作业辅导课，采取集体与个别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反右倾整风运动，这一方式又有了新的改进。我们增加了“习题课”。把同学们的做习题时间紧接在上课后，安排为二、三次集体做习题，教师在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学更便于相互启发帮助，必要时进行补充教授。这样同学思想集中，避免了返工、质量不稳定的现象。作业所花费的时间比以前少，课程进度加快了，质量也提高了。
这学年起，我又担任了作曲课。从前的作曲课主要是技术锻炼，重形式，不讲内容，手法上大半是外国的一套。由于脱离政治、脱离生活，很多学生不知道写什么好，因而大量写抒发个人感情的东西，写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甚至是写完了曲子才来安上曲子名字，有些学生写不出曲子只好埋怨自己没有创作才能。这些情况虽然自1957年反右以后有所改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劳动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党的教育方针与文艺方针早就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应当到劳动人民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我们有丰富的革命艺术教育的经验，以及我们学校在1958年创作“幸福河大合唱”等作品的经验，但是这些重要的经验都没有完全应用到作曲课中来。因此在开学不久，支部书记和我带着同学下马桥公社，要求同学写群众歌曲来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这样同学有东西好写了，再不会为找不到题材而苦闷。我们以集体创作带动学习，把作曲课和社会需要、社会音乐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参加群众的赛诗赛歌会，到演出团体进行现场教学。有个华侨同学本来有很多民族乐器都不认识，但在到民族乐团的一次现场教学中，她一下就弄清楚了。以后我们把作曲课和劳动课结合起来，发展为“创作日”的制度，配合政治运动、生产战线上重大的事件写了不少群众歌曲，并集体创作了“红领巾大合唱”。
我切身体会到，要使学生真正能成为党所需要的作曲人材，必须关心他们的思想。在创作前我们经常务虚，重视抓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这样同学们在作曲班上不仅学到了业务，而且在思想上也有很大提高。
目前，我和同学们以及全院同志们一道，正在为我院教学工作的进一步改革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建成新型的音乐教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