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草原上的妇幼健康 [复制链接]

第10版()
专栏：

为了草原上的妇幼健康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妇幼保健员　金钟
我参加全国群英大会，万分激动，压不住内心高兴。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最痛苦的奴隶。十二岁上死去了父亲，母亲领我和妹妹活不下去，就把我卖给了恶霸牧主，当了奴隶，受尽了欺辱和折磨。草原解放，党把我从虎口里救了出来，并把我这个原来连一个字不识的文盲，培养成了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妇幼保健员。
1952年9月间，党派我到呼和浩特学习新法接生和妇幼保健。因为我当时是文盲，学习上碰到不少困难。在党的教导和鼓舞下，我鼓足了勇气，下决心一面学文化，一面学技术，经常为了记讲的课程，通宿睡不着觉，又怕影响同学睡觉，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1953年初回到乌拉特前旗，开始做牧区的妇幼保健工作。1958年从旗里下放到阿力奔哈少人民公社，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居住着三千余人。在那样地区广阔，居住分散的草原上，单靠一个妇幼保健员是解决不了整个妇女和儿童的疾病痛苦的，必须有更多的妇幼保健工作者。当我向党提出这个问题时，立即得到党的支持和关怀。我就首先集中全部精力，在党的领导下，从群众中挑选积极分子，用集中起来训练和实地带徒弟，当场实习的方法，七年来培训了不脱产的新法接生员一百多名，妇幼保健积极分子三十多名，还培养了五名保育员。他们中间大部分接生员除学会了注射和止血外，还掌握了一般难产技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党委的支持，我们在生产队成立了第一个产院，慢慢扩大影响，后又成立了牧区中心产院和公社中心幼儿园。这一切都是大伙献计献策自力更生办起来的，我带头把白铝锅和热水瓶献了出来。就这样你出人我出物他出钱的装备起来，目前已成为拥有二十个床位，每天平均住有十多名产妇的产院了。我们公社70％的孕妇在产院接生，其余30％的产妇则由不脱产接生员接生。
1960年1月间，公社中心产院成立不久，从一百七十里外来了个青年孕妇，经过检查，产妇有心脏病，胎儿是臀位，因为胎儿已进入骨盆，要纠正胎位已经来不及了。没过几天，就在一个刮大风的黑夜，分娩的时候到了。果然是难产，先生出一只脚，我使用了所有的助产方法，都没有能使另一只脚生出来。如果不立刻使胎儿的头部脱离母体，胎儿很快会窒息而死，产妇的生命也很危险。可是，公社产院没有手术用具，怎么办？时间一秒一秒地度过，十分钟过去了。大量出血和心脏病使产妇昏了过去。这时我有些心跳发慌，眼看就要出事故，但立刻想起党的教导，在心里说，“要镇静，不要慌。”我定了定神，凭过去工作经验，经过细致而又巧妙的助产，另一只脚终于生出来了。可是孩子的双臂和头又牢牢卡在骨盆上，还是生不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母婴都到了生死关头。我使用了婴儿转身法，使婴儿脱出母体。但是婴儿口鼻堵满污血和羊水，窒息假死。这时又没有吸具，情况紧急，怎么办？为了孩子的生命，我什么都不管了，就嘴对孩子的嘴，一口一口地吸净污血羊水，经过抢救，孩子活了。党和人民处处给我鼓舞，时时关心我，教导我，才能这样的在七年中，接生了二百多个婴儿，其中有十六个是各种难产。这些小孩现在都很健壮活泼。
我在1952年只学过三个月的新法接产的妇幼保健常识，根本不会治疗什么疾病。但在妇幼工作中遇到很多有病的人，我是个党员，是个卫生工作者，不能眼巴巴地看到老乡有了病，不能得到及早治疗。要想真正解除大人小孩急性疾病的痛苦，只会接生是非常不够的，必须学会治病。1953年工作以来，我就边工作边学医疗技术，碰到医疗人员就问，向懂一点医药常识的人学。每天吃饭、走道、睡觉都背诵诊断学、症状、药名和剂量等。现在我能应用一百多种西药和十几种蒙药，能诊断一般常见疾病，能治疗三十多种急性病症。
1959年1月间，牧民萨色楞最疼爱的儿子不知害了什么病，已经连续抽搐两三次了，两眼紧闭，眼看病情十分危险了。萨色楞两口子伤心流泪。这是离我家四十里以外地方的事，我就背上药箱一口气跑到病人家去。一进门就看到年青的母亲垂着头呆呆地站在炕沿旁，绝望地看着心爱的孩子。当我抱起孩子时，发现孩子四肢冰冷，呼吸微弱，只有心口上还有点热气。突然孩子在怀里又痉挛起来。几分钟以后，孩子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力气，软瘫下去。经过诊断，知道是急性肺炎，因为治疗太晚了，孩子的生命有危险。青霉素链霉素一次接一次的注射，孩子呼吸困难，在使用各种人工呼吸无效时，即用嘴对着孩子的嘴帮助呼吸。这样孩子的呼吸慢慢增加，体温上升，总算把孩子救活了。这是我在没医生环境里第一次治病。
1959年2月间一天中午，羊场传报出来，有十三个孩子患恶性流感，连续五天发高烧，有四个儿童患了麻疹合并肺炎。那天中午我就赶到羊场，正要给何占贵唯一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注射针剂，旁边有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冷笑一声走开了。何占贵的老婆拭着眼泪说：
“我们不用你来治病。”何占贵也站起来说：
“你能治好孩子吗？治死孩子你要负责！”我听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差一点流出来。但是我被孩子的严重病症吸引住了。不管人们怎样不信任，我还是抓紧每一秒时间抢救孩子。当我走进张银虎家中时，张银虎正抱着自己的孩子往外走，他用绝望的眼光把我打量了一下，悲伤地说：“孩子中了邪，已经不行啦，只等扔了。”这时要救活孩子的一股力量鼓舞着我，没讲二话跨上一步从张银虎手里夺回了孩子。孩子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手脚稍微有点儿颤动，长长的睫毛，乌黑的短头发，圆圆的脸蛋子，多么惹人疼爱的孩子呀！我把耳朵贴到孩子心口上仔细听了听，开始给孩子打针。当我走进高四娃家门口时，眼前的情况，一下子叫我怔住了。原来刚刚从何占贵家溜掉的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正手拿“驱邪”的狗皮鞭，两眼狠狠地瞪着，鞭打着不满四周岁的小孩。原来是巫婆利用老乡急于摆脱疾病的时机，骗人赚钱。我一面轻轻抚摸着病孩被鞭打的伤痕，一面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治好全部病人，破除迷信。”病人分布在三个屯子里，我不顾一切整整跑了两天，才把所有的病人治疗了一遍，但许多病人还没有好转。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巴图陶格陶胡同志来慰问病人，我把情况汇报了一下，并要求巴书记增派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来。巴书记说：“这些病人交给你，一定要治好。”接着又说：“我们公社只有你一个妇幼保健员，党和老乡完全相信你能行。”巴书记的这几句话，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十七条生命都得救了。几年来，经我手抢救好五十多个危重的病人。
当我走到每个村屯，看到母亲们的笑容，看到许多绯红绯红的小脸的时候，就周身是劲，总不知疲倦。我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还要好好努力。
我是一个蒙古族妇女，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但是为党才作了七、八年工作。几年来深深感到，党像父母一样，抚育我，培养我，教育我，把我从奴隶中解放出来，现在又把我从一个文盲培养成为人民的保健员，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给草原上的妇幼保健事业，党指向哪里，我就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