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华工”回到了祖国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契约华工”回到了祖国
王瑾希
从去年年底以来，先后有近百名的“契约华工”，落叶归根，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他们和成千上万的华侨一起，被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诬蔑为“吸血虫”，赶了回来。
“契约华工”，指的是那些被美国、荷兰等殖民主义者拐卖到世界各国的中国劳动者。通常都叫“猪仔”。“猪仔”！单凭这个称呼，人们就可以想见他们命运的悲惨。把人当作“猪仔”，这也是帝国主义者奴役人民的一大罪证。
回来的这些“契约华工”，绝大多数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神情、体态却比他们的年龄更加衰老。沉重的劳动，奴隶般的生活，在这些老人的身上、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有的人已经双目失明，有的人双脚瘫痪，有的只剩下一只手，有的已经成了聋子。不爱说话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三、四十年饮泣吞声的生活，使他们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咀嚼痛苦，而不曾想到还有一天可以倾诉痛苦。
但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住进了敬老院温暖的房间，接触了那么多比亲人还要亲的接待人员，一颗颗久被冻结的心灵溶解了，在祖国的春风里溶解了。
不是受黄金梦的诱惑，不是被好奇心所冲动，完全是旧社会的无情的生活鞭子，驱使他们背井离乡。六十多岁的矿工廖洪，原来是广州一家小机械厂的翻砂徒工。1924年工厂倒闭，他只得瞒了母亲，将自己卖了七块港币。还有更多的人，遇上天灾失收，地主还逼着要租，只得出去打零工，最后狠心将自己交给了“猪仔头”。
只等在“猪仔契约”上按过手印，接过那七、八块港币以后，就成了失去自由的牛马。任人摆布，被编上组、编上号，胸前挂上号码，有的还被剃光了头。回来的这些华工中，就有名叫欧大、麦二、钟四、庞五、唐八、黄九、李十二、林十五的，很多就是从这编号来的。接着，被押解着，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而上下车船的时间，都在漆黑的夜晚，为的是使他们忘却还乡的道路，将来想逃也逃不了。
契约上写得明白，契约华工必须为荷兰殖民主义者做足三百六十个工，才能取得一张“脱身凭扎”，算是赎出了自己。七十六岁的老矿工杨凤才这样叙述了那段日子：每天早晨四点多钟，锡矿公司的大鼓一响，我们就被轰起来冒着刺骨的海风，被迫洗完难于忍受的冷水浴，就无止无休地从深七十米到一百二十米的矿坑底下，沿着窄窄的跳邦把矿砂挑上来。一天挑不够八立方米到十立方米，就别想平安地回到工棚。稍为走慢一点，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皮鞋、皮鞭就不断落在你身上。哪一天少挑了一点，挨打之外还不给记工，等于白做。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只做三百六十天就能赎出身来。多少人做了几年累得大口吐血，甚至累死也没赎出身来。
“脱身”难道就自由了吗？
“脱身”，除了能稍稍增加工资外，绝不意味着取得了真正的自由。“脱身”之后，两手空空，只得继续做工维持生活。看一看这些老人带回来的“脱身凭扎”就会明白“脱身”并没有使他们摆脱奴隶的命运。矿工吴煜“脱身凭扎”的第一页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胸前写着号码、姓名、矿场的英文缩写字母，简直是犯人打扮。照片上的吴煜年青有神，使人很难相信他就是现在在兴隆华侨农场那个衰弱不堪的老人。翻过篇，整整一页，是他从1931年到1955年的工作情况登记。其中栏目很多，有每日工银、赏钱、生病、犯罪、逃走、懒惰、违命、出外、食药、相斗、偷物、斗事、背约，等等。二十四年的记载里，吴煜只得过一次赏银，而生病、懒惰等等的记载却年年都有，越到后来的年份越多。这些记载就意味着扣工资、挨饿、挨打的次数越多。透过这几张薄纸，照见了契约华工凄苦的一生。
死神，无时不在这些已“脱身”、未“脱身”的华工身边巡逡。从那一百多米高的跳邦上跌下来摔死，被砍伐下来的大树根压死，被疾病折磨死，被殖民主义者的鞭子抽死……。据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40年，到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在八万人左右。这些人能够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已为印度尼西亚的繁荣献出了生命，邦加、勿里洞的矿山、日里的橡胶园、烟园里，到处有他们的白骨。
不少华工曾经不顾死的威胁，反抗、逃亡。现在在广西的老华工李进才记得，1922年，他所在的文岛锡矿场，大批华工逃亡。荷兰殖民主义者将矿区周围的铁丝网通上电流，使逃亡者都被电烧死。也还有一些华工感到走投无路而自杀了。老矿工黄亚华的记忆里，还留着那些悲惨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又被赶去洗冷水浴，洗完上来就少了三个工友，他们自杀了。”
也有人下过决心，狠命干它几年，积两个钱跳出这火坑。可是，工资本来就少，加上经过克扣、罚款，根本拿不到几个钱。最后，还有赌场、酒馆要吮干你最后几滴血。廖洪当初就是想挣钱养活母亲而卖身的。结果，三十七年，没有给母亲寄过一块钱，也回不了家乡。想在那里成家吧，一个结婚证要一百元，生一个孩子要交二十五元，孩子长到十六岁又要交三十元，不然就逮捕，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廖洪说：“我后悔呀，做梦也想回家乡，可是，我失去了自由，连勿里洋的街市都不能去。后来，我就喝酒、抽烟。在干活、挨打、抽烟、喝酒里过了三十七年！落得光身一人回国。”一个六十七岁的契约华工李盛，去南洋时家里有年青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原指望去干它三年五载，挣点钱回来养家。现在，总算回来了，妻子却早已去世，儿子如果活着也该四十五岁了，想去找他却连姓名都不知道。
这些老人家劳苦了一生，一到五十五岁，按照锡矿公司的规定一律解雇。解雇以后到哪里去呢？没有积蓄，没有依靠，回国又没有费用。于是，有的走进了华侨团体办的贫老院，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走进荒山，靠设陷阱捕捉野兽和砍柴种菜维生。近来，当他们决定踏破惊涛骇浪投奔祖国时，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还要收他们这样那样的税，连他们行囊里最后的半公斤胡椒，几颗治病的发冷丸都被没收。
这些饱经风霜的契约华工，有的已经回来两、三个月了。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老人们已经爱上了华侨农场的敬老院，说老人们常常关心农场的胡椒、咖啡长得好不好，说老人们已经变得有说有笑，说老人们常常在叨念着毛主席的恩情……看来，新生活正在慢慢平复他们的创伤。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从海外不断传来迫害华侨的消息，杀害华侨的枪声，殴打华侨的木棍声，辱骂华侨的咆哮，可是，有一个声音比这一切更响亮。那就是契约华工的控诉声：“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吸干了我们多少人的血汗啊！可是我们还被人叫作‘吸血虫’？”这声音，激越高昂，悲愤有力，粉碎了一切排华分子的谰言。（附图片）
（上图为“契约华工”廖洪在九龙海关入口处，穿上了祖国发给他的第一件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