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养同志在后进队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叶养同志在后进队里
　　本报记者　曾存惠
“长坡不跃进，湿水就不能再跃进！”这个问题叶养同志已经想了很久，现在才在大队党总支会议上正式提出来。长坡是广东省电白县电城公社湿水大队的一个落后生产队，要使它赶上来，大家都同意。但是，谈到怎样抓的时候，争论就开始了。叶养同志提出，他要住到长坡队去，狠狠地抓它几个月。总支委员中有人不赞成这样作，他们说如果抓了长坡，丢了湿水（先进生产队，一向由叶养同志抓），岂不是得不偿失？他们认为总支书记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抓先进，创造经验。有的认为长坡队是“老保守”，只要从上到下狠狠地整顿一下，干劲就可以鼓起来。但是叶养同志说，深入长坡生产队去研究一下落后的原因，找出解决办法，不仅帮助了长坡生产队，而且对推动全面的工作也有很大好处。总支委员们听叶养这样解释，都同意他住到长坡队去。到了长坡生产队，副队长萧克江和别的干部果然在他面前埋怨群众“太落后”，说社员“出门一趟连牛屎都不拾一堆回来”，等等。叶养原来就约略知道这个队的干部参加劳动少、工作不深入、群众有意见。但是，这里的干部不首先检查自己的缺点，却说群众的不是。几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应该到群众中去。只要和贫农兄弟在一起，交个知心朋友，一切事情都好办。
这样，他在队部里住了两天，就决定搬到贫农杨桂芳家去住。杨桂芳是一个贫农妇女，有一个儿子。叶养记得她在土改时是一个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曾被选为妇女代表。土改后就很少见到她，人们说她思想退坡了。叶养想，不管她有什么思想问题，这个翻了身的妇女一定不会忘记党的，好好帮助她，还会成为很好的妇女干部。
“桂芳嫂，我来你这里住好吗？”叶养把简单的铺盖在门口一放，笑着说。
“住在队部里不好吗？”
“我不会麻烦你，让我和江民（她的独子）做个兄弟，住在一起吧。我来替你喂猪喂鸡，管自留地。”
“好吧！”听到叶养说得这样诚恳、亲热，杨桂芳笑起来了，把叶养的东西拿进房去。
叶养每天都和杨桂芳一起去劳动，他看见她家里不但没有养猪，连一只鸡也没有，就借了五块钱给她买小猪、小鸡。每天饭前饭后还帮助她喂猪喂鸡。杨桂芳看着小猪、小鸡跑来跑去，不由的滚下了热泪。
一天，刚吃过晚饭，叶养和杨桂芳母子坐在一起聊天。
“我来长坡十多天了，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呢。”叶养心里有些不安。
“那里的话。你来这里每次出门总扛上一把锄头，带动大家积肥，以前的禾又黄又瘦，现在禾都转青了。”
“积肥是一件事，我说的是根本改变这个队的面貌呀！”
“我本来不想说，现在你提起来，就同你说吧。”她拿起水烟筒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长坡要改变，恐怕要先从干部改起，干部、党员带个头，大家就改了。”她告诉叶养，这个队六个党员中，有两个很少参加劳动，“不知田里事”，一个负责妇女工作的党员没有下过田。
这时，住在附近的几个社员也走过来了，都说干部天天批评群众落后，自己又不带头生产。说不少社员搞自己的副业出勤少是事实，但这也是干部没有做个好样。同时群众也表扬了好的干部，如支部书记邵大光，群众就说他工作积极，经常带头参加劳动，是个好党员。
第二天，叶养就召开了这个生产队的分支部会议。他对几个作风不好的党员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他想，落后地区的干部一般都缺乏信心，应该以发现和表扬好人好事为主。因此他首先表扬了邵大光，号召所有党员都向他学习，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只有这样才能联系群众，做好工作。那些有缺点的干部反而自动作了自我批评，事后也的确有了改变。例如队长詹永祥私下就对副队长萧克江说：“不能再躲在家里开会啦！”他们都跟着叶养出去积肥。干部们不仅带头生产，而且去县城也带着粪箕拾粪。
在叶养带动下，他们也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例如社员邵汝仁胃病越来越重，詹永祥、萧克江都和叶养一起，经常到他家去探望，替他请医生、买药。两个月以后，邵汝仁的病就好了七、八分了。
不久，杨桂芳又向叶养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队“三包”不落实。这个队是全大队自然条件最差的：人少田多，土质瘦，经常受旱。解放初期亩产一造不过几十斤，1957年也只有一百多斤，而包产却和别的队差不多。因此年年“赔产量”，群众有意见。经过叶养深入了解，原来干部也认为这个队的包产指标是偏高了，只是大队里的干部都没有叫他们调整。
叶养立即感觉到包产问题是改变这个队的落后面貌的关键。他和长坡队的干部研究后，就向社员们宣布“三包”确有不够合理的地方，要加以调整，在没有调整好以前，取消“赔产量”的规定。社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高彩烈地议论起来，说“这样才公道呀！”从此，长坡村就出现了真正的新气象：过去又臭又脏的垃圾堆、污水池都不见了，社员们都学着干部的样，去城也带粪箕拾粪，再看不见空手去、空手回的人了。社员邵大槐感慨地说：“根正树就直，这都是干部带头带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