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村抓住群众迫切要求　整党民主形成高潮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三王村抓住群众迫切要求
　整党民主形成高潮
【本报消息】三王村是武安九区模范村，根据这次划阶级的结果：在一百六十八户中（被斗户不在内）中农占全户数百分之八十，其中以新中农占优势，贫雇农不及总户数百分之十五，封建早已消灭，地主富农已改变成份，土地基本填平，每人平均亩数约三亩，平均产量两石八斗。这一简单轮廓大体符合于中央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所提的第一类村。
坏党员结成小宗派为非作歹压制群众
该村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民主。几年来，他们被支部几个主要的坏党员压迫得喘不出气，单是为了报复诬陷他人而戴上的特务帽子就有八十顶之多（有人连戴几次），被吊打过的有四十人，全村人人自危，彼此不敢相互交谈，要求搬家的有七八户。老中农极度恐慌，他们之中被错斗了的就有二十余户，没斗的也害怕不知道在哪一天会斗到自己头上。新中农认为自己翻身得的果实不保险，说不定哪一天被人戴上特务帽子又拿走，贫雇是被干部认为“落后”“没出息”的人，他们一发牢骚，便被指为特务说破坏话。在这样恐怖的少数人专权下发展了一个街宗派关系：前街干部多、党员多。后街仅有两个党员（他们被坏党员排斥着），现在没有一个当权干部，绝大多数人被戴上了“特务”帽。后街群众不少人把少数坏干部统治看作是前街压迫后街，少数坏干部也利用这种群众盲目情绪来制造对立，缓和群众情绪，转移目标。其实这一切错误的根子都是支部里几个反人民的小宗派：其中有以李兴贵（李现在武安永茂昌工作，前为村武委会主任）为首的兄弟党（兄弟三人系党员为非作歹），有以支部书记杨守安为首的本家党（本家兄弟均系党员）。这些小宗派以李兴贵、杨守安为首四面八方地压制了群众。
三王村工作组，在赵庄取得必需根据群众要求来进行工作的经验，到村后了解该村这一基本情况，确定工作的入手处是满足人民民主要求，关键则在于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整党。十天来三王村形成了一次整党民主运动的高潮，初步发动了群众。
公开党员接受审查划清阶级农民当家
从运动表现来看，大体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思想上组织上给运动做系统的准备工作：这里包括有：公开全部党员，区分委书记区长均做了自我检讨，打破洗脸擦黑以后群众的“怕报复”思想，工作组强调指出：三王村党的支部，要接受三王村人民的监督，二十五个党员，要经群众审查，对有错误的，予以纠正错误改过自新的机会。其次是划阶级，这同样是结合民主要求的。当时提出：“划好阶级找到位置站队当家”，对中农是宣传毛主席巩固团结中农五项具体政策，打破“怕斗思想”，对贫雇及新中农强调他们是领导骨干。群众情绪极高。他们说：“过去谁知道谁是啥阶级，干部说啥就是啥”，“谁要有一点法儿，就是地主”。划阶级使全体农民取得了当家的合法权力，每当一个农民自报公议阶级成份后，工作员便拿起划阶级标准向大家宣读，说明只依据每个人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和生产关系来评定阶级成份，不能有其他任何标准，立刻便起来一阵愉快的笑声。他们说：“这个办法真细”。一个老中农说：“这是毛主席‘全方面的’给老百姓找光明大道。”也正由于划阶级结合了群众民主当家的要求，大家都表现得异常严肃，不劳动专吃斗争饭的人是被检举出来了。自报不实际的被纠正了。某些群众中的“内情”（如一户吃数户的绝户地或代耕地等）也被揭穿了。经过一场划阶级初步整顿了群众队伍，群众有了组织起来的进一步要求，于是依据划阶级后的阵营，向群众提出了一个政治标准，即：长年劳动，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热心给群众办事，进行分组讨论，从贫雇到老中农都作了一次审查，群众称之为“澄底”。澄出了将近二十名合乎四个标准的农民，其中贫农新中农占最多数。此外，把真正劳动正派农民也澄出来了，大多数是合乎两个条件，三个条件的农民。这一次政治审查提高了农民阶级觉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刘堂同一个有夫之妇相好，影响农民内部团结，被人评为三个半条件，他表示决心改过。这样既使农民内部纯洁，又产生了他们衷心爱戴的领头人，这些人凡是为各组一致通过的，便成了新农会的发起人。
经济上的查阶级，政治上的查条件给全体农民民主当家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以后工作发展的顺利基础。
　　　　群众眼睛雪亮　党员好坏分明
严格规定民主秩序不吊不打不乱追根
第二阶段是由小到大的形成运动，在审查通过发起人的全体大会上，审查了两个党员：一个为群众拥戴的党员邢正国被顺利的通过了，让他给群众站在一起整那些坏的，但群众仍然对他保持着严格的批评，说他“是个好人，但不够一个好党员”，“你在党内斗争不强，就是为人民服务精神不够”。鼓励他提高斗争性当人民好长工。另一个是一个没有大毛病的党员王玉祯却没有被通过，群众问他：“你入党几年了？”他说是“四年。”群众说：“邢正国参加党半年，不摸底细，情有可原，你是老党员，怎么这样马虎？坏党员这样乱七八糟，你为什么一句不吭？”审查这两个党员的结果：在群众方面是提高了整党的原则性和自觉性，懂得党是真正好的，要求党员的标准是高的，整党员正是为了爱护党，纠正了少数人“好人不在党，在党没好人”的错觉。在党员方面引起巨大波动，错误大的看到群众力量更加虚心反省，自己以为“心地亮亮的”，没有大过错的党员也发现自己思想上有毛病，党内斗争激烈展开。在这样基础上，村长李文祥的反省和讨论便成了运动高潮的跳板。当时，动员一切对他有意见有冤屈的人都到支部会上来尽情发泄，又由群众选举廿余名没有切身利害关连的公正人士作为代表参加评理。这些人的态度是：“人家也没吊过我，也没打过我，可是坏事我看着就是不平”，“错了七分，咱不说他八分，也不减他一分”。这一整党会议由群众代表及工作组同志共同组成主席团，由群众代表当主席，主持会议，严格的规定了民主秩序：不打、不吊、不骂、不扣、不乱追根、不强迫坦白、允许辩护作证等。贫农出身村长李文祥的错误，主要是跟上坏干部不自觉的作了尾巴，他说：“打人时，我不是主谋，也没有报复，可是我在旁边看着，我是有‘打人思想’的”。他反省了四十条错误，都比较具体、实际，且有批判性。内容多系工作中的作风问题，谈到最后，他说：“我是贫农，过去同穷兄弟一块下窑，现在当了党员干部反过来压迫自己人”，说着便痛哭起来。谈完后，党员间相互展开批评，非常尖锐细致，给群众的印象很好，证明仍然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支部。此时有意见的人气愤已减消大半，他们说：“你这年青人耳根子软，光听坏人话，当村长不当家。”然后把自己受冤枉的经过作了陈述。其中大半是涉及了几个主要坏党员的问题。公正人士最后起来评理，由主席团确定：“李文祥反省较好，但不能通过，他的问题要留在几个坏党员事情弄清后再处理。”会后群众认为“党真是把改造党员的责任交在自己手上”，因而极其慎重。他们说：“李文祥反省的好，咱不能冤枉他”，同时他们的目标已经转到几个主要坏党员身上了。
摘掉特务帽群众情绪高
从十五日开始的两天整党会议是三王村整党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会议的中心是解决三王村人民最关心的五大“特务”案，计：王如林案，割苗案，偷布案，杀贫农孙世午案，打手榴弹案。全案牵涉八十余人，是三王村党群关系中最大的疙瘩。会前在党内外进行深入动员，“真是特务一个也不能放过，不是特务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特别教育党员更要坚持原则，党员情绪很好，大家说：“这样就可以分出好坏人”。十五日召开会议，仍由前二天选出的主席团主持，按案情分作五组，先把当事人和证人集合在一个屋里，作初步审查。审查方法是凡没有参加站队的，给划一次阶级，再辨别案情真伪，看是否能确立反革命分子或破坏分子成份。划过阶级的就单辨别案情。审查后再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屋里去，那里有主席团和代表在主持，作正式的辩论，男女老小群众来旁听的川流不息。第一宗案子是王如林、王树棠、李培德三人，起根是冶陶村牵连过来的，虽然他们在村里没有显然的反革命行为，但别村的证据一时无法得到，辩论结果，决定继续审查。第二宗是孙同柱等二十人。孙同柱是民兵，出发安阳轮战时，无故打过一颗手榴弹，又在什里店无故打过一响手枪，前武委会主任李兴贵便以破坏武器，说他是特务，把他捆吊起来，毒打数次迫他咬出许多人，别人又再咬出一些，有的是指名叫咬的，有的是自己乱咬的，株连二十多人。辩论开始，孙同柱起初很害怕，说他打枪是失手把枪跌落自行走火的，别人说：“这枪现在还在，并不滑机，怎么会走火？”党员们都说：“当民兵乱打枪浪费子弹是不对，我们都打过，但也不能指这件事就说是特务，问李兴贵有什么证据”。追来追去，李兴贵只得承认他和王玉奎有仇，想陷害他又找不着他的错，便借这机会屈孙同柱来咬他，目的在搞王玉奎，特务的事完全是自己无中生有。案情辨明后，这二十多顶特务帽子便都揭掉。第三宗是王成柱等十三人，也是李兴贵为了私人仇恨给人乱加的，起头是因为洗脸擦黑时候，王成柱给他提过意见，说他贱价买过一座房子（斗争果实），于是他衔恨在心，便借村里掉了两捆公家布的题目说是成柱偷的，把他吊打数次。他受刑不过，又在李兴贵和别的干部授意与指名之下，咬出他们各所痛恨的人物十三人。这事虽不属“特务”范围，但事情辨明之后，也把偷布罪名给去了。第四宗是一九四二年搞了一次反奸。由于干部的幼稚和领导的薄弱，看见谁“落后”便指谁是特务，开了四十几人的名单，传到村公所叫他们六人编一组，选个组长当“特务头”，每人写张悔过书，当时虽没有吊打，但特务帽子却一直戴到今天，辨明之后给洗刷了。第五宗是割苗案。因为村公所扣了一个王玉奎跑了，这人扣在李三宽的院里，门上的锁又和李兴宽的一样，干部怀疑他们把他放跑，即把他们扣起来。支部副书记杨占云和李勉贵有仇，就指名叫他们二人咬李勉贵，恰巧前几天有人割掉地里的青苗，于是又把这事牵扯到割苗去，辨明之后也给他们把罪名去了。十六日接受退伍军人孙世良控告状，因为他哥（贫农）孙世午身蒙特务罪名被村里处死，死刑是经县政府批准的，村里没有充分证据，案情一时不能辨白。但孙世良是贫农又是退伍军人，不能因为他哥的事也取消他的公民权，所以先给他把公民权恢复了。他们所曾写过的悔过书，统于十八日成立农会时当众烧掉。
所有上述事件的审查，完全贯串查事实，明责任，辨真伪的精神，群众把它叫作“斗真会”。真象一辨明，群众对党员的谁好谁坏谁是主谋谁是胁从都明明白白，把支部当作一窝蜂的看法立刻风消云散。党员方面也因功过分清，没有错误和错误小的、为群众所谅解的都活泼愉快。
随着运动的发展，两天之间，党群关系迅速改善，以前对党抱有浓厚不满情绪的人也变了。他们去参加会议以前还是一肚子不满，别人举个党员当农会委员候选人他们还说二话，到晚上开罢会便喜眉笑眼的说：“以后不‘蹩劲’了（指闹别扭），不起矛盾了”。不少人在会前是抱着观望态度的，他们说：“地主不打不吊都说不出来，这怎能行？”现在也改变了语调说：“毛主席的办法好，我算信服了。”群众普遍的说：“分清了好坏人，咱以后就敢当家作主，头上有了青天”。“不为庄子不为地，也不要他偿命；黑白只要分明，咱生产就有劲了”。
　　　　成立新农会改选村政府
第三阶段是把握这一民主运动高潮迅速扩大战果，以他们受压迫的具体事实说明只有起来当家才能巩固已得胜利，贫农、新中农格外活跃，他们联合老中农大家一齐参加农会，入会前进行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入会后立即反复讨论和酝酿如何当家？找出了各组一致拥护的候选人，正式成立了农会，贫农党员邢正国被选为农会主席，包括有贫农小组的农会，第一次成为三王村农民最高权力机关。同日又审查了李炳兰、李奎玉、李文相等十二个党员，他们大体把错误也都说了，但还不十分彻底，所以群众叫他们回到群众队伍中间继续审查。十九日，农会领导改选了村政权，建立了村政委员会，办理接收，再划阶级，并立即开始着手填补工作。在整党方面群众原则性是大大提高了，他们静心地听了李兴贵长时间的反省报告，大家说：“这个反省是坦白的，可是象你这样的人，光听说话是不行的，你好比一个臭茅坑，臭气是一下子放不完的，千万不可放盖，你的臭气出完了，我们再替你打扫”。在一个谈心晚会上，每个人都把过去同现在作了对比，有的说：“老百姓不当家，好干部也要变坏，李文祥是好成份，看他落得这样下场！”“人家说我大吃二喝，有今天没明天，我省吃俭用有啥意思？现在你别看天天开会，我天不亮还要生产一小会哩！”在民主运动中群众更加懂得了民主权利之可贵，整个工作重点顺利地转入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小组生活。这样，新干部眼睛是看到群众，他们的“没办法”的思想逐渐消失了。
概括以上三个工作阶段，可以看出整党民主运动必须从群众最大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出发。党内与党外结合一致，有系统的一步一步引导运动走向高潮。然后扩展到建立人民基本的民主生活方面去，这在象三王村这样一个土地分配比较彻底、民主成了主要要求的老区，是十分必要的。从工作组领导来检查，最大的缺点是在群众轰轰烈烈行动之后，我们的思想领导和细密的组织工作均感到不够有力，不够主动；我们没有在运动中很好的做细密的研究工作。因为运动发展的快，大多数同志对于如何掌握变化异常迅速的群众朴素而正确的思想，提高到具体的阶级教育和政策的教育是做得不够的。也有的同志满足群众的喜悦和歌颂，不去冷静的引导群众运动走向深入，从思想上也让群众冷静下来，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也做得十分不够。
现在，这个村已开始了深入巩固工作，工作转入填补，这基本上要从健全贫农小组农民小组来着手进行，真正树立新的民主制度和作风。在整党方面，是着手建立新的支部，处理一切遗留问题，准备在填补完毕后同时结束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