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式的产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上海通讯

　　创造中国式的产品
　　上海科培仪器厂青年工人　于志达
一种高级精密的六用高温校验仪，在我们上海科培仪器厂诞生了。从而我的“跳出仿造圈子，创造中国式的第一流仪器”的理想，在党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件产品投入生产以后，可以做到一个人顶三个人，一份材料顶四份用，一件产品顶六件用。
创制单只多用高温校验仪的事实，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听党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加上个人不懈的努力，我们工人就能成为神通广大的人，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场新的战斗
我原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通讯兵。1957年5月从朝鲜复员回国的时候，部队首长在临别时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现在，你们复员了，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岗位上再跟帝国主义较量一番。”我牢记着部队首长的教导，来到了上海科培仪器厂。
我进科培厂的时候，厂里只有十七个工人，生产的却是现代化机器的眼睛——仪器。当时，我们厂的产品都是照外国的仪器式样，依样画葫芦地仿造出来的。这种仿造产品，做起来费时间费料，用起来又笨又娇，简直像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兵！有一次，一个从杭州来的采购员买去了一只仪表，带着它乘上公共汽车，车子还没有走上一站路，仪器上的检流器就被震坏了。当这个采购员跑回厂来责问的时候，我真感到难受。厂里工人也都和我一样，看看这些“老爷仪器”就冒火。大家说：我们要生产一种崭新的仪表。”
为了多快好省
要战胜敌人，先要炼好“枪法”。从此，我就刻苦钻研，摸索仪器的制造原理。每天一早，我就早点上班，利用间隙时间，从一个零件摸到另一个零件，从一条线路摸到另一条线路，仔仔细细地看。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把它记下来，一有空就请教老师傅和技术员；在车站上等公共汽车，我也掏出来捉摸一番。时间久了，看得多了，我就慢慢地发现这种外国型号的仪器有好多地方不合理。我想，这样既浪费材料，又浪费工时，不革它的命，就不能多快好省。这时也有人说：
“人家外国货定型都定了好几十年，能改就早改了，恐怕改不得吧！”我想：我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难道一辈子就只能踩着外国人的脚印子走路？人家停下来不走，我们也跟着他不走，哪一天才能赶上和超过人家呢？不行！我们应当闯出自己的路子，赶到帝国主义前面去。管它什么定型不定型，能定就能改，什么都是人干的！
就在这时候，党给我撑了腰。厂支部书记对我说：
“小于，你想得对！外国货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我们就要革它的命！创造我们中国式的仪器！”党支部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感到混身是劲，信心十足。从此，每接一段线路，每钻一个眼子，我都要想一想：这到底有没有作用？能不能革掉？可不可代替？对仿造产品所进行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跳出仿造圈子
对仿造产品的革命是开始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革下来，我就来个各个击破。今天改进一个零件，明天去掉一只螺丝，后天再压缩几根线路，天天开它一刀，革它一点，不断地革，越革越有门路，越革越有信心。高温校验仪上的开关线路，从三十六根减少到十九根。每革一次，仪器就向多快好省迈进了一步；每革一次，仪器就向“中国式”走近了一步。有一种外国式电桥，我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十三次革命，使它的零件从六十五种减少到三十二种，终于脱胎换骨，变成“中国式”的袖珍电桥了。
改革产品的节节胜利，更加鼓舞了我跳出圈子自行设计的决心。有一天，我走过办公室，偶然看到一张南京永利化工厂和本厂签订的订货合同，上面写着要四百度的、八百度的、一千二百度的、一千六百度的不同规格的高温校验仪。我当时想：为什么不能叫一种仪器兼它四五种职能呢？这样可以节省多少材料，可以缩短多少工时呀！市委不是号召我们要“增产不增人”么，为什么不能创造省工省料、单只多用的仪器呢？主意一打定，我就开始找资料。可是，这种仪器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跑遍了大大小小的书店，图书馆，找不到一点资料，出路只有一条：自己摸索，自己创造。我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个问题，吃饭想、走路想、白天想，晚上想。我身上带的那个小本子，横七竖八地画满了许多线路图，可还没有找到门道。党支部知道我碰到了困难，特地召集了一次各车间、小组的“诸葛亮会”，许多老师傅都一起来帮我出主意。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第一张线路图总算搞出来了。
有了草图，还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在实际制造和试验过程中，还碰到了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第一次装好以后，一校验，检流计指针一动也不动，拆开一看，原来是上下电阻没有对准；第二次装好后一校验，指针又一边倒，又只好拆掉；第三次接错一根线；第四次……每一次失败，我都把失败的情形纪录下来。当我有点灰心的时候，上海市长宁区团委正召开青年活动分子大会，会上介绍了王林鹤同志经过三百七十一次试验终于制成高压电桥的事迹。当时，我很感动，心想：自己才不过失败了上百次，决不能向困难低头！我要学习王林鹤，干、再干！
坚持就是胜利
一天深夜，我一个人对着工作台上摆着的零件发呆，这已经是苦战半个多月，失败到第一百三十次了，可是还毫无头绪。正当我感到又着急又难受的时候，突然，一只温暖的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我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小于，怎么样，搞得差不多了吧。”原来党支部书记又到车间里来了。党支部书记看到我的精神，严肃而又恳切地对我说，“小于，要坚持，害怕困难，就等于在战场上向敌人投降！”党支部书记这几句话，一下子触到了我的心事。对呀！难道就这样输掉吗？不！不能！党的话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混身充满了力量。这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下了第一百三十次失败的原因以后，又接着写了一句：“听党的话，坚持就是胜利！”
第二天是厂休息日，上午轮着我值班。清早六点钟，我就进厂了。找不到其他工人，我就请门房间警卫老姚当我的助手，一起继续试验。老姚很认真地坐下来，戴起眼镜，用一支墨水笔在线路上来回转动，分块检验毛病。从老姚这个动作中，我突然得到了启发：分段校验，不就是个好办法吗？千头万绪的线路一经分段，就容易解决了。于是我立刻试验，一个上午，就把第一段试验成功了；一个星期后，我又在其他几个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二段的试验，……就这样逐段试验，逐段获得成功，第一台“中国式”的单只五用的高温校验仪，终于诞生了。思路一打开，办法源源来。接着，我又设计出一种六用的高温校验仪，体积比五用的还小一半，材料又节省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党的支持和集体的帮助下，跟帝国主义在科学技术上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胜利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附图片）
“一顶几”运动中的尖兵、上海科培仪器厂青年工人于志达（左），跳出仿造圈子，大胆改变产品设计，经过一百三十多次的试验，创造了“中国式”单只六用高温检验仪。它所需的材料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工时节约了三分之二，并且变一用为六用。这是他正在和技术人员一起，积极准备把这种六用高温校验仪投入生产　新华社记者　杨溥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