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耳墓畔——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在聂耳墓畔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林林
今年3月初，我在仰光，听到在昆明的西山已经建有聂耳墓的消息，我就决意要趁回国路过昆明的时候，去探望一下聂耳墓。
和我一起上西山探墓的，还有民族歌舞团刘铁山同志等。当时我挂意着来不及买一束香花，同行的同志就说，你就抱着你的心坎里那一束虔诚的香花吧，何必计较形式呢？
汽车刚爬上西山，在那儿有一块冢地，我们就下车上去，刚巧聂耳墓就在那块冢地的靠边的地方。引人注目而且感到亲切的，是郭沫若同志在墓碑上写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写的墓志铭。大家肃然在墓畔站了一会，忽然聂耳的面影好像就在我眼前浮现了。我心里想，聂耳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可以在这里欣赏满山的红桃，丰美的山茶花和壮阔的滇池，同时可以听到西山下正在进行建设的机器的声音，而他自己所谱写的雄歌，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聂耳同志该会含着微笑的吧！
张天虚同志的墓，恰巧在聂耳同志的左旁，我一举两得，也探望了天虚同志的墓。同样郭沫若同志还替天虚同志写了墓志铭，末尾附有四言一首，特钞录如下：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
金碧增辉，滇洱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
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在这里，我应该稍为介绍一下张天虚同志，天虚同志和聂耳同志是同乡，又是同志，同时在日本留学，聂耳同志的骨灰，是天虚同志从日本带回来的。天虚同志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员，曾写了一本长篇小说《铁轮》，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西南革命起义的事件。他从日本回国后，因受反动统治的高压，又穷又病（害着肺结核），毁伤了他的青春的生命。
把天虚同志的墓，附在聂耳同志的墓旁，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的并非“媚死”，而是表现他们革命的同志爱，我认为是很适当的。
记得1935年春，聂耳刚到东京的时候，住在神保町一间三席宽的小“贷间”（出租的房子），他引我到过他的住房玩了一阵。我看过他的照相簿，那里面有一幅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他扮饰着工人老王，抱着死去的小孩子，充满对帝国主义者的义愤。他对这张照片好像是非常心爱的。
他对我说：来到日本也不容易，他很爱惜时间，计划要好好学习，首先是日本话，要交日本朋友，可练习日本话。他说：来到日本，有许多书不能读，有许多朋友不能谈话，这多么苦啊！
到暑假的时候，他就愿意跟日本朋友到海滨去。当时我感到聂耳同志那股学习的热劲，真是十分强烈！
在神保町一间茶店的楼上，中日两国诗歌工作者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聂耳同志是为这座谈会所欢迎的对象，他报告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情况。当时我对祖国的音乐发展情况，可以说毫无所知。对聂耳的报告，觉得非常有趣，印象也很深刻。起初以为聂耳同志是个作曲家，哪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理论家。他在理论上说明了许多问题，又用他带在身边的那只小提琴随时演奏，并且随时口唱，作为他的论证的说明。记得他谈到黎锦晖（明月歌舞团的主持人）的时候，他指出黎锦晖的作品，多少接近了民间，但又有“靡靡之音”的倾向，坏处在只迎合小市民，不接近劳动大众、反映劳动大众。他又指出新音乐应该吸取中国民间音乐的精华。顺便他又提到当时很风靡一时的《渔光曲》（任光作曲，安娥作词），它的旋律是从民间音乐《孟姜女》脱胎来的。我们从没有想到这两者有着关联之处，经他这一唱那一拉，对照之下，就清楚地听出痕迹来了。
暑假到了，在东京的中国同学们大多到房州海边避暑去，而聂耳同志就同日本音乐界朋友到神奈川鹄沼去。哪知道他这一去就不复返，终成永别了。据当时传说，7月17日那一天，是一阵漩涡把一代天才的聂耳卷入大海深渊了。聂耳同志的许多歌声的锋芒，正是对着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但是当时我们年青不懂得警惕。郭沫若同志在墓志铭上还说“……不幸而死，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明焉。”
那时候，我们听到他不幸的消息，不用说是万分震惊和悲痛的，就商量请张天虚同志到鹄沼去办理他的后事。天虚同志含着眼泪带着他的骨灰回来了，后来交给在云南的聂耳的母亲。
我们那些同志给他举行了一个相当隆重的追悼会，也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其中有郭沫若同志的一首悼诗，他把聂耳和英国诗人雪莱相比，他们都是年青时溺死在海里的。黄新波同志还刻一幅木刻封面画，刻聂耳手提着七弦琴。给聂耳同志召开的欢迎会，给聂耳同志召开的追悼会，相隔的时日是那么短促啊！
聂耳原名聂守信，也叫作聂紫艺，作为音乐家喜欢用“耳”字做名字那是容易理解的。按高尔基的话说，作家应是阶级的心脏、耳朵、眼睛和喉舌。我们的音乐家也应和作家一样，聂耳同志是很懂得怎样使用他的耳朵。他终于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开路先锋”。
聂耳是从贫苦家庭出身的，他当过大兵，当过店员，他也爱他家乡的民间音乐，虽然有了不少作品的成绩，仍然坚持学习。在东京的时日，我还听他说过希望从日本到别的国家深造。聂耳的音乐明显的特点，是用明朗刚健慷慨豪迈的旋律，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他的作品，无论是《大路歌》、《矿工歌》、《码头工人》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等，都是听了党的话，沿着正确的阶级路线前进的。他的艺术服从于政治。没有政治热情，能够这般动人的歌唱吗？
解放前，我曾写过纪念文，曾把他和《马赛曲》的作者鲁舍·德·李里相比，主要是要表现他的战斗和实践的意义。但我还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会比《马赛曲》的影响更大些。当与日本军国主义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不仅响遍中国大陆，而且在海外各地，无论在吕宋岛平原，在马来亚椰林里，都可以听到。谁也不能不承认聂耳同志的歌曲，会给人们无比的鼓舞力量。聂耳同志是无愧为我们的时代的伟大歌手。
现在，聂耳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他和田汉同志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代国歌了。每次听到这富有战斗力的雄壮的旋律的时候，不禁要抚今追昔，想到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我们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