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接班人在一起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同接班人在一起的时候 金近
我在党的培养和教导下，解放以后专搞儿童文学工作和创作，平时也有机会和孩子们多方面的接触，自以为对解放后的孩子们的思想和生活是很了解的，自以为对孩子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也是比较够的。但那时候多半住在大城市里，也跑跑学校，跑跑农村，可是不论在农村和城市，都只了解到学校的一面，至于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了解得很肤浅，由于自己思想上也不重视这一面，因此可以说是不了解。就是对孩子们的学校教育来说，因为只限于课堂里听听上课，或者站在实验室里和操场上看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自己的内心活动和有些什么理想，我就心中无数。我发现自己对于今天的孩子们，特别是对今天农村的孩子们缺乏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还是到浙江深入生活以后的事。
1957年底，我响应党的号召，到浙江的一个山区里去落户，这是祖国生产建设大跃进的第一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第一年，我能够赶上这个时候到农村参加基层工作，对我自己的思想改造和生活实践来说，真是个好机会，即使我读十年书，也根本比不上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锻炼。我刚到浙江，就在一个山区基层担任乡总支副书记的工作。当时我想，担任这工作也好，可以全面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一个学校里去，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是我过去的一套做法，是有严重片面性的“老办法”。其实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把向孩子们进行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分割开来看了，而且更偏重于学校教育这一面，认为要了解和熟悉孩子们，只有到学校里去才能办到。可是我做了乡总支工作以后，恰好证明我这个工作对了解孩子们可以做到更全面、更深入。我担任工作后的第二天，就到一个山岙里去修水库，那正是快到春节的时候，学校里放寒假，我看到有好多初中学生和小学生也在帮忙，我想这一定是学校里的老师带他们来的。可是一问，不是这么一回事，老师都到县里去学习了，这些孩子都是自己请求生产队允许他们来劳动的，他们就编在自己村的生产队里，和爸爸妈妈一块，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当时觉得很新鲜，说明我对孩子们参加社会劳动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这是不是说，从此我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孩子们的思想感情有充分认识了呢？没有，我还远远没有认识他们。这只能说是开始。1958年大跃进，干部和社员都种起试验田来了，谁也没有要孩子们种，可是孩子们自己在搞起来啦，他们没有肥料，就到山上去割嫩柴叶，到村子里拣鸡粪。有个蔡家坂生产小队，那里的六个孩子种了五分早稻试验田。他们订的指标要比乡总支书记俞茂堂同志亩产高五百斤，还提出挑战竞赛的条件。俞茂堂同志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他看出了孩子们这种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就热情地表扬了他们。接着几乎是各个生产队里的孩子都搞起试验田来了。当时我也在乡总支工作，我还没有像俞茂堂同志那样明快地看出孩子们身上的热爱劳动和自觉劳动的普遍意义。当然，我的农业生产知识少是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个思想问题。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生产斗争知识应该是孩子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
后来，我住到皇路村的生产小队去，和五个孩子合种了一块番薯试验田，更证实了孩子们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我们翻藤、除草、施肥，搞得很勤快，番薯秧也就长得特别好。后来发现番薯叶上有卷叶虫病，找不到适当的农药，孩子们想出用六六六粉液体来喷射，可是有几个老年人说，番薯叶上打了六六六粉，番薯的味道要苦的。孩子们还是要试一试，结果卷叶虫都死了，收获起来的番薯的味道并不苦。皇路村的孩子们不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他们个个都很活泼，喜欢参加成年人的活动，比如开生产小队会，孩子们晚上没有事，就跑来听，不论是讨论生产的问题，或者批评某个社员的错误思想，成年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他们也写大字报贴出来，而且很认真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给妈妈写张大字报》，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
在农村里，处处可以看到孩子们主动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且由此受到锻炼。因此农村里所开展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或者掀起一个生产高潮，成年人受到教育和锻炼。孩子们同样受到教育和锻炼。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一对小兄妹，自己搭了一个小木炭窑，一窑烧出十多斤木炭来，交给公社炼铁。数目虽然小，却表现了他们多么爱护集体利益啊！孩子们这种以主人翁的态度自居，充分发挥创造能力，提早要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是很感动人的。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年纪虽小，志气很大，正想提早做个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他们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就是和成年人在一起，从中受到了成年人的鼓舞和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要好好重视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反而去强调儿童文学只写儿童，只写儿童身边琐事，那对于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只会起毒害作用。
我在深入生活的同时，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作者本人首先要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记得有一次，正是收割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季节，小学里都放农忙假，好让孩子们帮助生产小队做些轻活。有个孩子没有参加劳动，他到溪滩里捉鱼去了。我们从田头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他，我很欣赏他把几条肥壮的野鱼在水里赶来赶去，而他捉得更起劲了。可是等到生产小队长王银芳同志走来，一看这个孩子在捉鱼，他很严肃地把这个孩子叫上来，热情而又诚恳地批评了他这种不爱护集体利益、不爱生产劳动的思想。当时我在旁边，只觉得脸上发烧，虽然生产小队长没有批评我的态度，可是他批评那孩子的话，句句打中我的要害。这一回他教育了那个孩子，也教育了我。王银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孩子没有按照学校里的规定，离开了同学们，没有参加劳动，同时也影响了生产队里的集体利益。而我首先感到兴趣的是这个孩子捉鱼的情景，可以作为日后的写作素材，却忘了要写出作品去教育孩子，首先应教育眼前这个孩子，这是个立场观点问题，是有否真正尽到教育孩子们的责任问题。那天晚上我自己想想，更感觉到自己要写农村孩子们的生活，仅仅跑到村校里去听听课是根本不行的，还是要不折不扣地坚决遵照着毛主席的话做去，要深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我住在皇路村一家孤儿家里的时候，和三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相处，更认识到孩子们对现实生活是有正确的理解能力的，而且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这对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一家人，就是十六岁的哥哥王洪义，十四岁的姐姐水英，和十一岁的弟弟洪耀。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但在高级农业社照顾之下，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学习农业技术也天天有了进步，比起解放前他们的爸爸给地主家里做牛马，真有天和地那样的差别。在他们的心里，有深厚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因为他们年纪虽小，对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却有切身的体会。王洪义做了小家长，在实际斗争中也锻炼得很老炼，同时也爱社如家，对于生产小队里的财产特别爱护。有一天傍晚，天色越来越黑了，洪耀给生产小队看羊还没有回来，水英就责怪生产队里的羊东跑西跑，不容易看，就咒骂这些羊还不如早些死掉好。当时我听到了，只轻描淡写地批评她几句，并没有解决她的思想问题。她的哥哥洪义听了这话竟跳了起来，大声地说：“你这个黑心鬼！羊是谁的，死掉了是谁的钱？是社里的。你倒好死掉啦，你为什么要咒骂社里的羊？”
这是真正充满阶级感情的话。王洪义为了保卫集体利益，即使妹妹咒骂了社里的羊，他都不轻易放过，而我对他的妹妹所进行的批评，就没有他那么坚决、有力，而且热情，这正是值得我深思的地方。按理说，我的认识能力应该比洪义高，可是我缺乏爱社如家的思想感情，这一点在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身上却表现得那么突出，这也证明毛主席把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放在第一位是千真万确的。我应该首先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我能时时刻刻意识到这点，那么我对一切问题的看法应该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讲话的，应该和王洪义这样爱社如家的小社员没有什么两样。
王洪义的爱社如家，也表现在热爱劳动这方面。晚稻插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说，已经学会插秧啦，评工分的时候还评到十分。我看到他那种愉快的心情，也为他高兴。他这种自豪感还是为了集体，他觉得自己能够为社出更多的力啦，自己快要像成年人一样啦，这就是他感到愉快和幸福的理由。他这种朴实的感情，也感染了我，使我认识到我们的下一代是多么关心着集体，为集体利益多出一分力，就感到光荣和幸福。我想到这些，觉得自己还需要迎头赶上去，这是他给我的鼓舞力量。我看到有些儿童文学作品里，把这样大的农村孩子还描写成贪玩又缺乏生产斗争知识，更谈不到阶级斗争中孩子们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儿童本位”，追求“儿童情趣”，实际上是对孩子们的现实生活严重的歪曲。
我们的下一代，是了不起的下一代！未来的英雄业绩，在现在都已经出现了萌芽。为孩子们服务是幸福的，是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红旗照耀下，为我们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多尽一分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