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影演员的经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个电影演员的经历 范雪朋
我是个电影演员，今年五十二岁了。我十七岁就从事电影工作，那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是穷苦人出身，旧社会里穷苦人的任何工作都没有保障，尤其是我们女演员，年纪稍微大一点，老板就不想用了，因此我总担心失业。除了演员工作之外，我学会了录音，学会了接片，常常通宵不睡地干，为的是叫老板继续雇用我。
我拍过一些武侠片。有一次导演要我从房子上跳下来，我把腰骨摔伤了，医生说至少得三个月才能恢复。可是老板要赶快把影片拍出来，好赚钱，没隔几天，就威逼我去拍戏。拍戏时骑在马上，我腰部痛得眼泪直流。为了保住饭碗，为了养活母亲和孩子，我只好忍着。就这样兢兢业业拚命地干，结果还是白巴结，当我三十岁一出头，老板就嫌我老了，一脚把我踢出电影公司门外。我失业了。一失业就是十来年。
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没有认识，以为自己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还能干什么呢？对于再干电影工作，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可是1952年的3月17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通知，要我再回到电影工作岗位上。我怔住了，我高兴，我感激，眼泪在眼里打转，我万万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
一开始工作，我就感到同志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我第一次参加翻译片的配音工作时，因为我对这工作不熟悉，同志们都很热心地来帮助我，帮我找口型，帮我纠正台词，这些使我感受很深。在旧社会，人们为了个人的生存，互相妒嫉，互相留一手，互相排挤倾轧；今天人们工作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工作。所以大家能真诚合作，热情互助。工作的意义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的温暖，也体会到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的一致。
1958年汹涌澎湃的全民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了我，我不甘落后，也要和同志们一样贡献出我所有的力量。接着我就参加了《铁窗烈火》《前方来信》《你追我赶》《钢铁世家》《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的拍摄工作。生产任务一个紧接一个，有时同时跨了三个摄制组，工作很紧张，但是我情绪很愉快。尽管外景地点分散，每次拍戏来回要走好些路，我不但不觉得累，有时还要找青年同志比赛，谁走得快。领导和同志们总是在各方面照顾我，不让我累，要我掌握时间多休息，可是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我真是从心眼里高兴，为自己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一分力量而感到光荣、幸福和自慰自豪。
我在《山间铃响马帮来》里扮演一位云南苗族的老大妈，这是一个勤劳健康的农民。我们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要到苗族寨子里去体验生活。当时交通不便，除了骑马，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领导上为了照顾我，打算把我留在昆明。我很着急，兄弟民族的生活习惯我不熟悉，苗族老大妈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怎么塑造人物呢？解放前我虽然演过很多戏，但总是凭自己的主观想像，拿自己的感情代替角色的感情。现在我还能用这种老一套的方法来进行创造吗？不行。毛主席给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结合，我必须下决心，像小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向工农群众学习，熟悉他们、理解他们，才能演好他们，才能刻划出鲜明的工农兵形象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我把自己这些想法和领导上谈了，力争和同志们一块下去，领导上终于批准了我的要求。
到了目的地，根据角色的要求，我找到了一位苗族老大妈作为我学习的对象。我跟她一起下地，一起上山打柴，割猪草，通过两个月来的共同劳动，我们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她身上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她们是那样勤劳朴实，她们认为劳动是光荣，不劳动是耻辱。这些体会在我塑造人物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
拍《万紫千红总是春》时，我们曾经到上海金司徒庙的里弄去生活。正巧这个地方是我过去工作过的艺华影片厂的旧址。那时这地区一片棚户，垃圾满地，是个典型的上海贫民窟，可是就在解放后这短短的几年里，彻底改变了面貌。首先贫穷消失了，人人有工作做，家庭妇女都组织了生产组，一些残废的人、鳏寡孤独的人，生活都有了照顾。我看到这一切真是激动极了，这真是翻天复地的翻身！尤其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参加了社会生产，她们是那样的兴奋喜悦，兴高彩烈地工作着。她们中间有像影片里的彩凤那样的人，也有桂贞那样的人物，有刘大妈那样的婆婆，也有郑宝林那样的丈夫。她们流过泪，经过不断的斗争，在党的启发和支持下，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把生活中积累的素材丰富了角色，在表演这部片子的一些片断时，感情比较饱满。
深入生活使我在表演上创造出了一些与我生活距离较远的角色，也使我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但是，深入生活向劳动人民学习，只是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否则我们的眼睛就不能明亮，就会迷失方向。例如1958年拍《前方来信》影片时，由于我们没有更好地从主题思想去分析认识，而是欣赏了所谓的人情味、戏剧性，强调了悲痛的一面，觉得悲戏最容易吸引人，戏剧性也最强，等到看了样片，才发现我刻划的正面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那样灰色低沉，不符合主题的要求（当然，后来上映的片子已经经过领导多方面修改过了）。这次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如果不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的创作就会犯错误，就不能达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如果不注意研究剧本的主题思想，不注意文艺的教育作用，而陶醉在资产阶级文艺趣味中，就会有陷入修正主义泥坑中去的危险。
今年5月我被评为上海市文教方面的先进工作者。最近又作为全国第三届文代会的代表来首都开会。我的感想多极了。记得二十八年前，一·二八，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毁掉了我工作的电影厂，为了生活，我加入一个剧团，跑码头，到北京来演出，遭到反动统治的迫害，戏被禁演了，主要演员被捕，我被驱逐出境。今天，党和人民用飞机接我们来开会，文代大会开幕那天，刘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位领导人，都出席大会来鼓励我们；当毛主席接见我们，和全体二千多位代表一道拍照的时候，我兴奋得眼泪止不住地直往外流。我心想：我所以能有今天，能有一点点进步，这全部是党教育我，帮助我的结果，现在我才刚刚前进了一步，才拍了这几部电影，党就给了我这么大的光荣，这是党给我的鼓励，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不断革命，要更加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