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山沟变成了文化村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穷山沟变成了文化村
河北邢台路罗公社谢家沟民校校长　郝魁元
解放前，谢家沟原有十三户贫苦农民，由于封建地主的剥削压榨，有的人家讨过饭，有的被迫逃过难，其中三户已经杳无音讯了。这样饥寒交迫的生活，当然谈不上学文化。留在村里的六户、十三个人，没有一个识字的。
解放后，我们和全国农民一样，从政治、经济上翻了身，有了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尤其是1954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因为没有识字的人，不会记工算账，分配粮食时只好用瓢舀。明明知道这个办法不合理，也没有办法解决。群众学习文化的要求真是如饥如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下定决心，向文化进军。一方面把我村仅有的两个儿童送入小学；一方面积极响应党提出的建立常年民校的号召，四个青壮年和两个五十来岁的老年一齐参加了识字小组。
组织起来后，村里没有识字的人，谁来教呢？我们坚决相信，有党的领导，只要干就有办法。没有老师，我们决定自力更生学文化。公推青年郝九生，翻一道山，到离村三、四里地的花木村民校去“取经”，每星期去两趟，每次学一、两课书，回来教大家。风雨无阻，常年坚持。同时，发动群众寻师访友来识字。我们规定：无论谁到外村去，都得学会几个字，回来教大家。大人小孩，人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定。比如，我的孩子要到外祖母家去串亲戚，我先问：“能学几个字回来？”孩子答应学一个。我说：“非学三个字不让去。”结果，这个孩子给我们捎回来三个字，当了三个字的小先生。另外，对于偶然遇到的一些可以帮助学员识字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去。如花木村民校教师胡金铭，到我们村旁锄地时，我们便留他吃午饭，请他利用往返吃饭的时间教学员们认字。又有一次，村里来了个串乡卖针线的，当我们知道他识字的时候，也请他吃了一顿午饭，让他教几个字。就这样，在我村出现了“见字就学，见人就问”的识字运动。有一次，郝九成到路罗镇去赶集，看到人家下象棋，他就学会了棋子儿上的“炮”字，回家教给大家。张守利到沟近村去，见到一个“却”字，当时没遇到识字的人，他就照样写下来，过一道川，到白埝村找会计张守温把“却”字学会，这个宝贵的字又带回村来了。平时谁见到生字，就记在本上，集中起来。为了学文化，学员们就这样耐心地、常年累月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不断积累。
当认了一些字以后，学员们又跟花木村民校教师学会了注音字母和查字典，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生字难词了。冬季夜长，一直学到深夜。夏天夜短，中午不休息，在树荫下学习。年近五十的郝魁有，戴着老花眼镜，每天坚持学到深夜。
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更鼓舞了我们的上进心。脱盲后，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把识字小组转为业余小学小组，学习业余小学语文。这一阶段学习是靠字典当老师，以自学为主，互相辅导，也尽量争取别人的帮助。张守利在水库上自学高小语文第二册课本，遇到“遗漏”一词，问了好几个人才弄明白。平时学习，我们靠查字典，互相研究，大家闹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到花木村去问；这时花木村的老师已作了学习站长，和我们有很好的友谊，只要从村经过，他就给我们讲两课，有时他到我们山沟拾柴火，我们就送给他一捆柴，请他用拾柴的时间给我们讲课。后来我们又让在家过暑假的学生教高小算术。学习算术以后，大家见外村人打算盘很俐落，又想学珠算。恰巧乡里调郝魁美去北京当临时工，大家说：“北京能人多，你千万买个算盘学会打。”郝魁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嘱托，在北京学会了珠算的加减乘除，回来教给了全村。1958年秋天，我的二儿子高小毕业了，我又动员他当了民校教员，从此我们才算有了正式的民校教员。
学完高小课程后，个别人产生了“学习到顶”的思想。大家说：“党号召社员树雄心，立大志，攀登科学文化高峰，高小毕业算不算登上了科学文化高峰？提高再提高，才能对得起党的关怀。”在提高思想认识后，1959年11月全部转入业余初中学习。三个青年学员还开了业余初中的数学课，除按时读课本外，还订了《河北日报》、《邢台日报》、《河北农业》、《时事手册》等杂志报纸，购买了近百本通俗读物，五、六本字典、词典，还买了一架矿石收音机。人人读书看报，个个听国家大事的广播。现在穷山沟已变成了文化村。
〔原载《文汇报》，本报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