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制”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二五制”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中共吴桥县委第一书记　彭广峰
吴桥县是一个盛产棉花和粮食的平原地区，历年来我们始终把农业生产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强调各行各业都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因而促使农业生产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的增长更为迅速，1959年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61.1％，使全县由缺粮变为余粮；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29.2％。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而工业以及其他事业的大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1957年全县十人以上的小工厂只有十二个，加上四十九个生产合作社、组，全县仅有正式工人一千四百三十八名；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七个县、社经营的工厂，共有一万多正式工人，过去只会打铁、铸锅和生产一部分小农具；现在能够生产包括排灌机械、发电机、电动机、化学肥料和水泥等高级工业产品在内的一百九十二种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促进了商业工作的大发展，1959年的商业零售额比1957年增加了73.4％。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只有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商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才能高速度而又按比例地发展，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
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上，我们虽然取得了上述的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县过去的底子太薄，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赶不上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一般地说，我们县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过关，而我们县是一个棉粮产区，有责任支援城市人民，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因此，我们应当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发愤图强，自力更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怎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呢？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实行“二五制”，就从组织工作上、从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保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更好地贯彻执行。“二五制”集中使用了干部的力量，使各级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具体领导和组织群众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而各行各业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以后，由于更好地了解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需要，也就更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刚开始推行“二五制”的时候，有少数同志表示怀疑。他们主要是担心作中心工作的人多了，部门业务会受影响；深入生产第一线的人多了，全面工作情况不好掌握。这就提出了部门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关系问题，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中心工作？一场大鸣、大放、大辩论，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各部门通过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大家认识到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农业生产服务应该是各部门工作的总方针。具体到吴桥县来说，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着严重干旱的威胁，各部门虽然都有自己的工作，但都应该指向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要为实现1960年的棉粮生产计划而奋斗。部门工作和中心工作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作好中心工作，不但不会影响部门工作，恰恰相反，只有中心工作跃进了，部门工作才能跃进。“二五制”就是保证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齐跃进的好方法。
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各部门都根据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兼顾本身工作的原则，重新调配了干部的力量，安排了自己的工作，普遍地执行了“二五制”的各项规定。这样作虽然还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已经收到了以下几项明显的效果。
第一，切实地加强了农业生产的领导力量。据统计，自实行“二五制”以来，全县各级和各部门根据不同情况，抽调出来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有二千五百四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87％，比实行“二五制”以前增加了40％多。在这批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固定包队，一年不动；其余的也是通过中心工作来搞部门工作。全县八百一十六个生产队，平均每个队有脱离生产的干部二至三人；两千九百六十个生产小队，加上生产队的干部，达到了每个小队都有包队干部。这批干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业生产指挥力量。他们驻扎在生产第一线，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双手抓政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同群众建立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引起了农村工作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最为突出的是，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及时了、具体了。过去，一个问题从发生、发现到解决，往往要拐几个弯，不但拖延了时间，而且由于领导者对情况的了解多半是间接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就难免不够具体。现在，领导干部来到了第一线，问题一旦发生，不但很快就会被发现和解决，而且由于对情况了解得深透，解决的办法也很具体。如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寿凯同志，在夏播紧张时期深入到张敖公社工作，发现夏播进度慢，主要原因是劳力使用不集中，副业后勤占的劳力过多，应停的基本建设没有停；也有的队是因为种籽不足。这些问题，张寿凯同志都一一地帮助解决了，种籽问题，用清仓和互相调剂等办法，筹集了七万多斤，基本上满足了需要；夏播劳力问题，通过算细账、挖潜力，由原来的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大大地加快了夏播进度。全公社九万亩夏播任务，原计划七天完成，结果四天就完成了。张寿凯同志在这个公社发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通过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传到各公社以后，对推动全县的夏播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全县搞农业的劳力由原来占劳力总数的64％增加到75％，夏播劳力由六万五千人增加到十二万多人；同时还通过清仓、调换等办法，筹集了五十多万斤种籽，解决了种籽不足的问题，使全县的夏播进度提高了一倍多。
第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以后，都给队干部当参谋，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干部的水平。全县原有三类支部一百三十五个，自从县委派出四百三十四名得力的党员干部实行长期包队以来，这些支部的工作面貌正在迅速改变，有六十三个支部已经跃进上去了，有三十四个支部在抗旱运动中成了红旗支部。干部深入下去以后，对工作比较先进的支部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何文立、调研科长范友珍等，到城关公社双刘店大队第二小队工作，通过和队干部一起研究，实行了“七、一二四制”（即一周中的七天，白天队干部全部参加劳动，一个晚上休息，两个晚上研究工作，四个晚上和群众一起学习）和“学、干、研、碰”的工作方法，解决了实行“二五制”后小队干部如何工作的问题，使这个队的生产出现了更大跃进的局面。这一工作方法经县委在全县推广以后，全县各生产小队的领导水平普遍地提高了一步。他们的工作作到了更加有计划，既能把主要的时间用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也有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技术。
第三，各部门特别是工业、财贸、文教部门的干部，由于深入了生产第一线，及时地和更好地了解了群众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因而更进一步明确了为生产、为政治、为群众服务的三大观点，更好地服务和支援了农业生产。如银行贷款，过去要经过申请、调查、批准、发放四道手续。现在银行干部带着业务深入生产队工作，队里缺款不缺款，他们心里有底。因而凡是需要贷款的，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如银行行长米新维同志下到景州公社第三管理区第二生产队工作，发现有两台机器闲着不用，原因是没有钱买煤。他立即帮助贷来一笔现款，使两台机器开动起来，投入了紧张的抗旱斗争。再如商业局副局长刘耀庭同志，5月上旬到刘集公社中心商店工作，同售货员一起到七里庄售货。当时正准备夏收夏种，他发现这个队的夏收夏种的工具准备不够好，而中心商店的商品也不齐全。他立即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县局，县局又立即通知各中心商店了解各生产队夏收夏种工具的准备情况，结果发现有三百多个队缺少工具。于是县局一面清仓库，组织内部互相调剂，一面组织采购。经过十天突击，共增加了各种工具三十余种、四十二万多件，及时解决了夏收夏种中的物资供应问题。工业部门也更及时直接地支持了农业生产。在抗旱中他们曾进行了四次修配工作大突击，组织技术工人进队、进方田给社员修配机器和农具。据四个月的统计，共修配各种机器、农具十四万多件，改革了提水工具和各种小农具一万五千多件。他们还在下乡修配中，总结出一套保管和提高机器利用率的三有（有机房、机座、零件）四定（定地点、人员、任务和检修）管理制度，在全县推广后，全县农业机械的利用率就由40％提高到80％以上。
第四，各行各业由于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意义，所以更大地发挥了支援农业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现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已在全县形成一种新的风气。银行的营业员们，过去下机关、串工厂承办储蓄业务，就算是先进经验。现在他们不但把承办业务的工作带到了生产队、社员家庭去，还在贷款的同时，帮助社、队想生产之道，帮助生产队养猪，改造碱地等。下乡的营业员还每人携带三件工具，到生产队以后，有业务办业务，没业务就参加生产指导生产，给队上修配机器、农具。四个多月，该行经常下乡的一百多名干部就给生产队员修理机器、农具一万多次，给猪打防疫针九万多次。电影队下乡时，也是白天参加生产，晚上放映，还帮助队上修理机器。据三个月的统计，县、社电影队就给生产队修理机器八十七台。文教部门则积极帮助培养技术人材，已在全县建立了六百七十处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入学学员达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九人，他们已经初步懂得了蒸汽机、煤气机、汽油机的操作技术。总之现在全县已经形成一个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热潮，开展了作支援农业的尖兵的竞赛运动，从而使今年的农业丰收有了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