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山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山西通讯

沸腾的山村
本报记者　田流
8月，党中央发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传到山西省武乡县大有人民公社以后，凤台坪管理区沸腾起来了。
凤台坪的青年人
传达了党的号召的第二天早晨，窗户刚刚发白，效忠就被嚓嚓的脚步声惊醒了。“不叫开夜车他们却起五更”，效忠叨念着。他赶紧跳下床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向街上跑去，准备把人们拦回来。可是当他走出门，人群已经快出村了，只看到了走在最后边的几个人的背影。
“那是谁们，这样早干什么去。”
“别嚷么，效忠！”队伍里跑回来一个人——原来是魏更生，第一生产队的副队长，“天都要亮了，还早什么。”这时，村里又有什在走动，在小声儿说话，更生说，“听，人们都起来了。”说罢，扭转身追他的队员们去了。可刚刚跑了不几步又返回来，小声向效忠说：“支部书记，可要保守秘密啊。”
效忠看着这个转眼就消失在晨雾中的青年，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多好的青年，多好的队长啊……
“主任，”效忠正在出神，忽然背后有人叫他。效忠原来是管理区主任，不久前才担任支部书记的，所以人们还常叫他主任。效忠回头看时，原来是第二生产队队长董扑子，也是一员虎将。
“一队哪里去了？”
“睡觉哩嘛，谁像你起的这样早。”效忠平静地说，想把他拦回去——效忠早有主意，想把这个猛打猛冲的生产队变成巧干队，追上一队。就因为这，从去年开始，他就同管理区的干部们分工包了这个队。管理区的干部分工包干生产队，是他们的一个老经验，也是一个好经验，从农业社时期开始就一直这样作。他们在生产队既是“参谋”，又是队员，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一块劳动。在一个管理区，最忙的要算支部书记、管理区主任和会计了，他们三人在去年都作了二百个以上的劳动日。
“你别骗我，”扑子说，“拦不住一队，更别想拦住我们。走，赶他们去。”不知什么时候，全体队员已经站在他们周围，扑子对他近旁的一个队员说，“去告诉食堂，早饭午饭都送到地里去，不回来吃了。”
效忠回家拿了一把铁锨，和扑子他们一同出发了。
一个以秋田管理和种麦准备工作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全管理区四个生产队在广大的田野上展开了热烈的竞赛，妇女、儿童和老年社员给大秋作物追肥、锄草、拔除病株，年青小伙子们耕翻麦地、打地埂。第三生产队见一、二队比他们出工早，着了急，把全队的队员按照各人的特长和劳力强弱，作了很好的分工：妇女锄草，男人担粪，儿童追肥。好说快板、出口成章的老社员魏尧北本来被分配去锄草的，可是他不干，非要和年青小伙子一样去担粪不可，他说：“我老汉五十三，亲自报名把粪担，后生挑上十二担，我要担它二十三。”果然这一天担了二十三担，比青年人一担不少。这一天打地埂数二队成绩大，比第一队还多打了两丈。两丈之差，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差别，可是在这群互相追赶着的青年人看来，简直是件天大的事情——也难怪一队的队员们着急，他们生产队不只在凤台坪管理区，也不只在大有人民公社，在山西全省也是有名的，被誉为“太行红旗生产队”，今年春天，中共晋东南地委向全专区发出了号召，号召全体公社社员向他们学习，如今竟被二队超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吃晚饭的时候，队员们纷纷问更生：
“怎么办呢，拉在二队后面了？”
“红旗要搬家了。”
“明天赶他们。”
“明天？今天叫人家拉下二丈，明天为啥不能再拉咱二丈？”
“那就认输了？”
“谁说认输了？想办法嘛！”
二队的队员并不比一队的人们平静，他们也在纷纷议论：
“可不能叫他们赶上！”
“趁他们队长去专区开会的机会，把他们远远地拉在后面。”
“明天要超他十丈。”
“去去去，吃罢饭快睡觉去，”二队队长董扑子说，“把劲别光用在嘴上。”
队员们看看扑子的脸，都不说话了——他们一看就知道，队长已经又有了什么“妙计”。
“谋臣”和“羊倌”
董扑子本来是个猛打猛冲的闯将，这两年在支部书记杨效忠的直接帮助下，工作办法越来越多了，成了个智勇双全的人，平常干工作很好动脑筋，常常出其不意地想出个妙法把别的队拉在后面。今年春天，党号召扩大耕地面积，多种多收。一队开罢会全队人马就出发开荒去了，扑子却叫他的队员们去田里除草，自己一声不吭地去找“羊倌”魏梦松“拉闲天”去了。队员们很着急，还有的埋怨他“不执行党的指示”，可是到晚上人们就明白了，原来他们的队长是向“羊倌”调查哪里有可开垦的荒地去了。“羊倌”成年领着羊群爬坡上山，对村庄远近的土地情形最熟悉，魏梦松又是放了二十多年羊的老“羊倌”，对坡坡沟沟更是了如指掌。第二天，董扑子根据向“羊倌”了解的情况，领着全体队员，一天就开了六十多亩好荒地，并全部种上了黑豆。他们一天开的地，比一队两天开的还多。从那以后，队员们给他们的队长起了一个外号，叫作“谋臣”，其他的队一谈起董扑子的时候，也说他是个“嘴里不说话，心里安排大”的人。
吃过晚饭，队员们都回家睡觉去了，董扑子却叫住副队长张俊生：“今晚羊群给咱队卧地，咱俩一块看羊去吧。”
给哪个生产队卧粪，哪个生产队晚上便替羊工看羊，让羊工回家休息，这是农业社时代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过去，羊工一年到头总是和羊群在一起，白天，羊上高山人上高山，羊下河滩人也下河滩；晚上，羊在荒野人也在荒野，羊群睡了觉人却在旁守夜。合作化以后，农民从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了，羊工也解放了，他们再不是地主老财的奴隶，变成农业社、人民公社的主人了，成了管理自己财产的主人了。社员们是心连心的。牧羊的社员除了千方百计地把羊群牧放好以外，天天夜里还把羊群赶到地里，给农业生产卧粪；搞农业生产的社员更是对“羊倌”关心备至，为了让他们恢复白天上山下岭牧放羊群的疲劳，天天晚上把“羊倌”换回来，让他们回家好好休息，替他们守夜看羊群。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凤台坪管理区的羊群由公社化前的三百多只，增加到五百八十多只，卖出一百五十只以外，仍有四百三十多只。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到达大有公社以后，羊工们更是热烈响应，在讨论如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社员大会上，羊工魏三则和其他六个人悄悄地开了个小会，然后站起来说：
“我们羊工对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双手拥护，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决定抽出三个人参加农业生产，剩下四个人放这四百多只羊，还保证把羊放得更好……”
全体社员一阵热烈的鼓掌，好些人还称赞“羊工打了头炮”，三则又接着说：
“我们还保证不让羊群糟踏一棵庄稼，保证给种麦地卧好粪。”
魏三则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远在1938年便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又被选为支部委员。1952年刚成立初级农业社时，因为地主的破坏，社里三百来只羊倒死了一百八十多只，为了扭转这个情况，党支部派他放牧和管理羊群，到1955年羊群又恢复到了三百只左右。当董扑子和张俊生来换他们回家休息的时候，竟看到魏三则和另一个羊工张虎江在落日的余辉中打地埂，这下可把董扑子二人乐坏了，俊生笑着向扑子说：“他们跟咱想到一条道儿上来了。”
这天夜里，效忠开完支部会议，虽然天气不早了，可仍不想睡觉，他要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人违背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在夜里偷偷的干活。为这件事，他不知在大会小会上说过多少次，也不知作过多少次个别说服工作，可人们总是向他说：“季节不等人，该忙的时候就得忙些”；还说：“旧社会给地主扛长工时，哪天不干十六、七个钟头，如今给自己劳动倒要八点钟，真叫人想不通。”每逢人们这样向他说时，他就再也不能忍心把人们硬拉回来——他自己就是个从小就给地主作长工的人啊。后来，只好规定谁也不能违背劳逸结合政策，一天至少保证有八个钟头的睡眠。为了贯彻党的决定，差不多天天夜晚他都走上村北那架高圪梁，听听四野里有没有人在偷着干活。这天，他刚登上圪梁，就听见乒乒乓乓的打地埂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效忠赶紧朝着声音跑去。
“你们又违背政策啦，”效忠还没有看清是谁，老远就大声嚷起来，“说了多少回，你们总是不听。”
“效忠，这回你可错怪我们了，看羊守夜打打地埂可不算加班加点，”爱开玩笑的张俊生说：“还有说不完的优越性呢！第一不瞌睡，第二能驱寒，第三打地埂乒乓一响狼不前来偷羊吃，第四嘛，还能把第一队拉的更远些……”
他们也是青年人
第二天大清早，董扑子夜晚看羊打地埂，羊工魏三则、张虎江帮助打地埂的事便传遍了全管理区，不光是第一生产队的小伙子们急得乱蹦乱跳，还惊动了鸡兔场的两位“鸡倌大人”。这两位，论年纪，谁也能抵上三个年青小伙子，一位叫倪更全，七十二岁；一位叫杨存有，六十九岁。可是谁也不服老——也就是不老，心不老，人也硬朗，除了担担挑挑出大力气的农活以外，别的都能干。去年，七十二岁的倪更全老汉还作了一百九十个劳动日呢。这次，公社传达党的增产节约号召以后，两位
“鸡倌大人”又提出了回生产队劳动的要求。对于他们的要求，不光效忠不同意，连社员们都反对，并且对他们说：“要再提回生产队劳动，连鸡场也不叫管了，干脆到敬老院享清福去”，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唉，硬说老、硬说老……”杨老汉在散会后回鸡场的路上直叹气。
“你哼哼啥呢，”倪老汉说，“明说不行，咱可以暗干嘛！”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把鸡场旁边那块荒坡开出来，种上菜，“咱添不了斤，还增不了两？”
从那天起，两位老人除了喂鸡、喂兔以外，一有空就种起菜园来。这天听说羊工的事以后，两个老汉更暗中加了劲，他们细心地把鸡粪、兔粪扫起来，施到地里，你捉虫，我拔草，真个的把鸡兔场旁边的荒坡变成了菜园。
第三天，第一生产队首先完成了大秋作物后期加工的任务：普遍又锄了一遍草，加施了一次追肥——丰产方每亩施追肥二十担，一般田施了三十担……。其他生产队有的三天零一早晨，有的三天半，最迟的四天，也完成了这些任务。并在白露节前五天开始了冬麦播种工作。只用了八天的时间，便完成——不，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冬麦播种计划，春天拟定计划时，今年准备种二百亩冬麦，实际上种了二百
五十亩。9月的温暖的秋风，吹绿了麦田，而高大的玉茭和沉甸甸的谷穗都涂上了金黄色。
秋收的季节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