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四同”，力量无穷——介绍罗家川生产队干部实行“四同”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实行“四同”，力量无穷
——介绍罗家川生产队干部实行“四同”的经验
本报记者　袁光强　喻博文　吴国选
甘肃省的农村干部，都知道临夏回族自治州有个模范干部叫罗有元。罗有元是临夏市刘家峡公社罗家川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领导群众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生产连年增长。今年7月间，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曾向全州各地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干部学习罗有元的工作作风。接着《甘肃日报》详细报道了罗有元的事迹，并引用罗有元常说的一句话“千难万难，实行‘四同’就不难”为题发表了社论。现在，一个学、赶、超罗有元的群众运动正在全临夏自治州广泛深入地展开，甘肃其他各地的农村干部也都以罗有元为榜样，努力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最近，我们到刘家峡公社访问了罗有元和他领导的罗家川生产队。我们在访问中发现，罗有元不仅自己坚持“四同”，而且以党支部为核心，采取各种办法教育其他干部也普遍做到了“四同”。据他们最近的评比，在四十四名正副小队长以上干部中，“四同”做得较好的干部占80％，另有16％的干部基本上做到了“四同”。由于干部普遍做到了“四同”，群众都衷心爱戴干部，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保证了各项生产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这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有效方法。罗家川生产队的干部深切体验到实行“四同”的好处，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
明确“四同”标准
全面实现“四同”
罗家川生产队党支部，领导干部展开“四同”运动的首要一个步骤，是教育大家学习先进，明确“四同”的目标。
今年8月初，这个生产队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其他地区一样，在全体干部中开展了学、赶、超罗有元的运动。运动一开始，党支部就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了省委、自治州委关于进一步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检查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查时发现有些干部表面上做到了“四同”，实际上没有做到。针对具体情况，支部领导大家以罗有元为活生生的榜样，讨论和制定了实行“四同”的具体标准。这些标准是：
一、同吃——干部同社员必须在一个食堂吃饭，切实做到同灶、同桌，吃同样的饭、同样的菜。通过同吃，发现食堂中的问题，亲自动手办好食堂，安排好社员生活。同时，还要把食堂当作商量问题的场所，同社员商量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二、同住——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不脱离生产，主要是平时要做到经常访疾问苦，并关心群众的劳逸结合问题。当农活紧需要到野外去安营扎寨时，干部要去和社员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了解社员们的意见、要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向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三、同劳动——干部在参加劳动时，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到活重的地方去，到问题多的地方去；干部参加劳动要认真，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通过同劳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现和推广新的经验，保证重点任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四、同商量——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所有干部必须做到时时和社员商量，事事和社员商量。干部在和社员商量问题时，要放下架子，充分发扬民主。对正确的意见虚心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要马上顶回去，可留作参考，并解释清楚。
有了以上的具体标准之后，接着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干部问：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这四个方面，究竟那一个方面重要，如何正确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有人认为同劳动重要，有人认为同商量重要。经过大家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讨论，明确认识到只有先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使干部和社员同心，才能够做到同商量；做到了同商量以后，社员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劳动中不需要干部经常检查督促了，这样反过来又能够使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促进干部坚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四同”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有效方法，相互有联系，不能割裂，也不应有所偏废。
他们有许多事实证明这一点。
第二生产小队长罗仕典，过去在“四同”上有缺点，有时找群众商量，群众也不向他讲真心话。后来，在党支部的帮助下，他改正了自己的缺点，首先真正做到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看到他确实有了转变，当他再和群众商量问题时，群众就积极帮他出主意。在给谷子间苗时，有的社员建议贯彻执行小包工制度，他采纳后，群众干劲很大，三天时间就间完了四十多亩，工效提高一倍。
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罗有元，是全面实行“四同”的模范。他一贯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去年做了一百三十多个劳动日，今年前八个月中又做了七十五个劳动日。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遇事和群众商量，群众都把他当成知心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说，并且积极帮助他做好工作。今年2月间，他有病住在公社医院里，有几个社员就向他写信反映队里的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在他的周围，有许多社员作他的“顾问”，帮助他考虑问题。因而全队工作样样主动。去年秋收后，老农罗仕昌等人向罗有元提出，趁当时人强畜壮，把今年播种秋粮的地全部提前到去年年底翻完、灌完，给今年春播腾出手脚。罗有元接受了这个建议后，组织劳动力突击翻地和打冰灌水，结果就使今年的春播工作非常主动。今年2月，老农罗仕杰又向罗有元建议，抓紧时间，茬准备种玉米的地里先种上萝卜，争取多收一槎萝卜。罗有元接受这个建议，发动群众种了三百六十七亩，结果收了十五万斤，而且没有耽误种玉米。
第五生产小队罗发连过去前“三同”做得好，就是不善于和群众同商量。由于不善于和群众商量，群众执行任务心里没有底，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这样罗发连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检查督促，占去了他参加劳动的一些时间。后来，他在党支部的帮助下学会了和群众同商量，做到了千斤担子万人挑，情况就有了改变。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过去每月平均做二十三——二十四个劳动日，现在每月可以做二十八个劳动日。
罗家川生产队干部实行“四同”的经验证明，要使干部全面做到“四同”，在一定时期内应当根据干部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一般说，生产队的干部因为管的面广，事情较多较杂，比较容易放松和社员同劳动，就应当着重要求他们认真做到和社员同劳动。生产小队的干部前“三同”比较容易做到，同商量不容易做到，就应当着重要求他们学会和社员同商量。这样从实际出发，各有侧重，就可以使所有干部真正做到“四同”。
怎样和群众同商量
同商量在“四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干部怎样和群众同商量？根据罗家川生产队干部们的经验，必须具体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同什么人商量？（2）用什么方法商量？（3）什么时候商量什么问题？（4）商量了以后怎么办？
同什么人商量呢？这是个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罗家川生产队的干部经常商量问题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二十三个老农，一支是一百三十二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两支队伍形成了干部的“参谋部”，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觉悟高，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他们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参加技术顾问小组的老农，都种了几十年庄稼，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绝大部分是青年和妇女，他们干劲大，接受新鲜事物快。把这两部分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经过和广大社员商量，就能做到领导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今年2月种春麦前，对如何合理密植问题，干部就先找老农商量，后又找积极分子商量。他们根据老农和积极分子的意见，总结了往年密植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年水地肥力强的每亩下种二十八斤到三十斤，肥力差的每亩下种二十四斤到二十五斤，塬上旱地每亩下种十二斤到十五斤。方案初步确定以后，再通过积极分子广泛征求其他社员的意见，并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这样，就保证因地制宜地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中关于合理密植的要求。由于做到了合理密植以及中期加强了田间管理，今年春小麦平均每亩比去年增产五、六十斤。
用什么方法商量呢？罗家川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商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商量；另一种是干部和积极分子分队包片包干，不拘形式随时随地商量。遇到重大问题如这次贯彻党中央大办粮食的指示，就首先召开党支委会研究，然后先后召开党员、团员、老农、积极分子等一系列的会议，有计划地同大家商量。在平时，支委和生产队干部包片，小队干部和党、团员包户，在食堂、田头或社员家里，随时随地和社员商量。干部特别注意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和群众商量问题。全队一百三十二名积极分子团结在干部的周围，每个积极分子又分别联系三至五名社员，这些社员占全队社员总数的90％。这样层层联系，有了工作时干部找积极分子商量，积极分子找社员商量，一呼百应，很快就行动起来。最近公社提出加强秋田管理，争取每亩多打一些粮食的要求，通过积极分子，一个晚上就贯彻下去，第二天参加田间生产的劳动力就增加了五分之一多。
什么时候商量什么问题？要时时、事事都和群众商量。即在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面前或生产关键时期要同群众商量，在平时生产、生活上的一些细小问题上也要同群众商量。在今年“抗旱生产”、“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运动中和春播、夏收、秋田管理、秋收之前，这个队都召开了老农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党的指示，开展运动和种好、管好、收好的问题。夏收以后，为了精打细算，计划用粮，党支部及时通过老农和积极分子，同广大社员商量如何贯彻执行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的问题。在同社员商量时，宣传了党的粮食政策，并交代了食堂的家底。经过和社员同商量，汇集了许多节约粮食的办法。这些办法实行以后，保证了社员吃饱吃好，两个月时间内全队九个食堂就节约了三千多斤面粉，另外三百户社员中有五十户节余了粮食。
商量以后怎么办？和群众同商量，目的是集中群众的智慧，丰富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这个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商量了以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做到件件有着落，凡是正确的部分，都虚心接受，及时采用；不正确的部分分清原因，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提出的，还是由于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而提出的。对待前者说明情况，使提意见的人了解为什么不能采用，对待后者进行教育。今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抗旱生产的号召以后，罗有元等人同老农在一起商量时，有人提出把水地的渠边、路边零星荒地开垦种植。支部采纳了这个意见，在全队开展了开垦路边、庄边、地边、河边、渠边、埂边的“六边”运动。全队共开出荒地一百三十多亩，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同时还提出了不大正确的意见，说：“水地一亩顶十亩，多在水地下工夫，塬上旱地再加工也顶不了大事。”支部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既重视水地，又没有放松旱地的加工。结果，今年塬上的夏田、秋田同样的增了产。他们就是这样有分析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怎样保证干部真正做到“四同”
罗有元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行“四同”，队里其他干部也普遍做到“四同”，根本保证是党的坚强领导。党支部为了保证干部经常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行“四同”，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不断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要求干部放下架子。今年春天，支部书记罗有元听到一些社员对少数干部有意见，有一次到第五小队食堂吃饭时，碰上管理员向一个社员发脾气。他即时向这个管理员提出了批评，并在事后专门召开了支委会，决定用这件事教育全体干部，在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放下干部架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社员给干部提意见，干部登门访问征求意见，管理员到饭桌上倾听社员对食堂的反映，尊老爱幼、拜老农为师。开展这个运动后，原来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有毛病的三个干部，很快地转变过来了。有些老年人受到干部的尊敬，他们激动地说：“党的教育就是顶事。”
（二）通过检查评比，表扬好的干部，批评和教育差的干部。评比的方法是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根据“四同”的标准，自报公议。在最近的一次评比中，有三十五名干部全面做到“四同”，当众给予了表扬。有七名干部基本上做到了“四同”，一方面表扬他们的优点，同时指出他们不够的地方，鼓励他们向先进看齐。对两名最差的干部，则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缺点。第八小队的副队长杨述明原来工作作风简单生硬，遇事很少同群众商量，经过评比会议和支部书记的帮助后，作风有了转变，遇事和大家一块商量，不懂的就向别人请教。六十多岁的老社员见了他笑着说：“你这两天变了，这变的好。”并对支部书记罗有元说：“述明这几天改变的有样子了，像这样才能把生产领导好。”
（三）发动群众对干部实行监督。党支部一方面教育干部事事依靠群众，同时教育群众树立主人翁的态度，对干部实行监督。群众监督干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平时随时随地监督，看到缺点就向干部本人或党支部提出；另一种是当个别干部在作风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要他在群众面前作检讨。第三小队队长罗仕和有一次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党支部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在群众会上作了两次检查，群众提了很多意见。群众看到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说：“错了承当就好了。”通过群众随时随地监督和集中对某一个干部提意见，就促使思想作风有缺点的干部，时时警惕，不断得到进步。
千难万难实行“四同”就不难
“千难万难，实行‘四同’就不难。”这是罗有元教育干部时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干部做到“四同”，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事实证明这句话完全正确。这个生产队干部普遍实行“四同”的结果，广大社员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也拥护党培养出来的干部，群众称罗有元等同志为“信得过的好干部”。许多社员说：“干部和社员的心拧在一起了，样样活都抓在节骨眼上，派活是照材料下线，我们越干越有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中，社员董得海说：“干部关心我，我不关心田间还行。”他在劳动中很努力，看到不良现象不是随时提出批评，就是及时向干部反映。罗有元8月中旬在省里开会，许多社员常问：“罗书记什么时候回来？”他开会回来后，男女社员纷纷跑来问长问短。由于干部同群众一条心，一股劲，同心协力，各种困难都被他们克服了，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又快又好。
党一发出号召，群众就立即行动，不怕任何困难。今年春播时，队里缺肥料，经过群众讨论后，各小队立即组织了积肥突击队，到几里路以外的工地，拾来了大量粪肥，使每亩水地平均施肥二千七百斤。夏收时，山上的地远，运送不方便，部分干部、社员就一起搬到山上，住在地头，吃在地头，到全部收碾完毕后胜利归来。在这次大办粮食运动中，全队80％以上的劳动力走上了生产第一线，出勤率由90％提高到百分之百，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第五小队六个社员，在一个上午给八亩谷子追肥一千八百斤，而在过去，干这样多的活，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许多老年社员也同样积极负责。秋粮快成熟时，有二十二个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自动组织起来看守庄稼和蔬菜等。老社员刘升秀说：“我们吃的是集体饭，大家都要为社出力。我报名看庄稼，为大办粮食出点力气。”有的还说：“我们不能劳动，可以看庄稼，少糟踏一些也就是我们为增加粮食出了力了。”
实行“四同”也提高了干部的领导水平。现在这个队的干部工作更加踏实、细致、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