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马铁丁
《甲午海战》中塑造了邓世昌这个动人的形象，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和成功。
毛主席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写道：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当然不能与鲁迅相比，邓世昌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在勇于和民族敌人斗争这一点上，坚持民族气节这一点上，他是一个硬骨头。
应该说，塑造一个优美的硬骨头形象，在今天有着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这是因为我们有着两亿人口的非洲、两亿人口的拉丁美洲、八亿人口的亚洲，共十二亿人口正在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这是因为有着包括上述十二亿人口在内的人民，正进行着人民革命斗争；
这是因为在共产党、工人阶级内部还存在着修正主义思潮。
帝国主义者对革命、对人民、对被压迫民族惯用两套手法：一套是用硬的压，一套是软的骗。由于前者，就可能产生屈服于帝国主义者压力的软甲虫；由于后者就可能产生对帝国主义者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的奴才思想。
就这样，勇于斗争，永不屈服，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英雄，也就特别可贵，特别具有感人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硬骨头、铁打的硬汉，民族没有翻身的日子，人民没有翻身的日子！
在邓世昌面前摆着这样两条路：向帝国主义者、向投降派屈服，可以立刻得到高官厚爵、锦衣玉帛；向帝国主义者、向投降派斗争，有抛掉乌纱帽、抛掉脑袋的危险。好个邓世昌！为坚持正义，为坚持民族气节，把个人的得失、生死置之度外。
在第四场里，邓世昌的几段对话，确是精彩之作，邓世昌的精神境界，塑造得异常丰满。
“福岛（即伪装为美国领事随员的罗皮尔）：是呵！北洋舰队要是再轻举妄动，开出来惹是生非，日本人就会说中国肆意挑衅，我们‘中立国’就难以说话！
邓世昌：胡说八道！难道中国人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北洋水师出海抗击日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日本鬼子卑鄙偷袭不宣而战反是中国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舌剑唇枪，痛快淋漓，邓世昌伸张了正义，坚持了立场，讲出了千万人所想说、所要说的话，狠狠地给予侵略者一棒子！
问题还不在福岛，问题在于，邓世昌与福岛针锋相对的斗争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其时李鸿章正热中于国际调停，这个买办官僚，正与列强们的使节打得火热，邓世昌这些话传到李鸿章的耳朵里，就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邓世昌没有一点骨气、一点胆量，那是万万不敢讲的。
福岛说：“本人是不在意，不过如今李鸿章先生既然是主张国际调停，我想一个水师官员不应采用这样激烈的言词来破坏和谈的气氛。”这固然是对邓世昌的一种威胁，然而这又是实情，“破坏和谈”这个罪名加在邓世昌的身上，那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果然加到他的身上，他被革职了。由于丁汝昌的担保，他才起用。
邓世昌对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怀着很大的愤懑，他对丁汝昌说：“中堂大人这是祸国殃民哪！”他对慈禧同样是“出言不逊”：“恕标下直言，大敌当前，水师军费不用于备置军火粮秣，而拿去修建万寿山颐和园，加添什么宝塔、湖景、彩亭、戏台，这简直是……”他对方仁启，一句话点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在外国人面前你没有了骨头！”
在这场戏里，一方面是没有出场的李鸿章杯酒言欢之间在幕后进行卖国活动，另一方面是爱国者与侵略者，正义的力量与非正义的力量，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侵略者与卖国贼加在一起，在表面上似乎占着优势，但是，邓世昌那种闪闪发光的爱国主义思想，显示出一种正必胜邪的神威！
邓世昌在李鸿章面前揭发方仁启卖国投敌。被直接揭发的固然是方仁启，而同时，英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日帝国主义者、李鸿章这一大群丑类一个个被剥去了画皮。
福岛是间谍，方仁启是奸细，人证物证俱在，不必去说了。美国人被迫脱下自己“公正”的外衣，公开袒护福岛。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可以在究竟和谁做生意这点上，发生争吵，可是把中国当作俎上之肉，则又是一致的。
贝登说：“……罗皮尔先生既有犯罪嫌疑，的确应该追究。不过中日争端期间，在华日本侨民已委美国公使代管，我认为罗皮尔先生应作为有罪的日本侨民，交美国公使处置才是。”这是几句平常的话，却刻划得好，很确当地体现了英帝国主义者这个老狐狸的本色。既庇护了日本人、美国人，又替李鸿章的下台，搭了一个楼梯。所谓应该追究，不过是在《治外法权》下面的不予追究，也无法追究罢了。李鸿章在许多中国人、外国人面前得到了“应该追究”的面子，而日本人、美国人收到不加追究的实惠。中外反动派“皆大欢喜”！
福岛、方仁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李鸿章自己自然心里明白，但是，他不好追究下去，也不敢追究下去，追下去很可能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李鸿章到贝登、到汉伦、到福岛、到方仁启这一群牛鬼蛇神面前，两相对照，黑白分明，邓世昌也就显得特别高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七场戏里达到了高潮的顶点。邓世昌是那么勇敢、机智、坚定、忠贞，从多方面展示了作为一个爱国者的精神境界。
邓世昌与丘少龙有这末一段对话：
“丘：管带，军门大人不在我们船上，我们怎么能随便升起帅旗？
邓：军门是不在我们船上，但是没有帅旗就没有指挥，你没有看见船队已经开始混乱了吗？升起来！
丘：邓管带，擅自升起帅旗，这是篡夺兵舰！
邓：你说什么！！
丘：管带，我们升起帅旗，日本兵舰就会集中炮火打我们呀！
邓：大副，我们就是要分散敌人的炮火，让军门督舰突出重围，快升起来！……”
一个考虑的是个人的安危，是权位之类的欲望；另一个考虑的是：把危险吸引到自己头上来，在一个危急的关头，当仁不让，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千方百计地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越是在危急的关头，就越是可以检验出一个人品质的优劣。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真金？谁是冒牌？判若泾渭，清清楚楚。邓世昌是君子，邓世昌是真金！
最后，邓世昌在开高速撞敌舰的过程中英勇牺牲了。
致远号沉没了，邓世昌的躯壳也沉没了。但是，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革命骨气，却因此而新生，因此而青春永驻！
不错，结局是一个悲剧。可是，从这悲剧中却产生了积极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看到：像邓管带、林管带那样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他们是社会的榜样，民族的脊骨，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在致远号加快航速撞击敌舰之前，那甲板上肃静庄严的水兵行列，那邓世昌眼神面对着前方的塑像，对我们是一个进军的号角，战斗的鼓舞！
邓世昌的勇气从何而来？
爱国主义的传统，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支持他的一个力量；
他比较接近群众，同情人民的疾苦，比较接近下层士兵，深知“民心不可欺，士志不可辱”，他从李仕茂、王国成他们那种勇敢、豪迈的实战经验中懂得：侵略者并不是那么可怕，必须打败，也是能够打败的。这又是支持他的另一个力量。
关于邓世昌的生平，史书上的记载，只不过是只言片语，就是这只言片语，也从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致远舰接战既久，受伤欹侧，而子弹垂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即不能全，亦当与敌共碎，乃鼓轮向吉野猛冲。未至，过定远前，适撞敌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迸裂、舰左倾顷刻沉没。始致远前冲时，世昌大呼曰：我辈从公卫国早置生命于度外，今日有死而已”（《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其景其情，栩栩如生。
艺术家们根据有限的史料，塑造出舞台上这样一个光辉的形象来，极其难能可贵。
邓世昌这个舞台形象，虽然很大部分出于艺术家们的想像与虚构，然而，仍然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邓世昌这个形象，在当时条件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不仅是可能有的，而且必然会有的。
客观的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人们遭受大风大雪、大旱大涝的自然暴君的为害，也就一定产生征服自然暴君的志士、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硬骨头，因此有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传说和故事；
同样的，人们遭受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一定产生反民族压迫、反封建压迫的志士和至死不屈的硬骨头。中国劳动人民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从没有一天停止过。就是剥削阶级内部，也分化出一部分有民族、民主意识的人，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邓世昌是其中可贵的一例，但并不是唯一的，与他同时牺牲的有林永升，在他前五十四年的鸦片战争中有过关天培，在他后四年的戊戌变法中，有过忠实于自己维新事业的谭嗣同。……真是英勇牺牲，前仆后继。
邓世昌毕竟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他所处的时代又远在1894年。这当然也就产生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他并不想根本消灭封建制度，他并不想推翻清政府王朝，他也并不想否定李鸿章对华北海军的统率，然而，他坚持了民族气节，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它反映到艺术中来，舞台上来，仍然会起着、并继续不断地起着教育作用。
邓世昌的对立面——方仁启也塑造得相当成功。
一个是忠，一个是奸；一个是民族的正气，一个是国家的败类；一个是革命的硬骨头，一个是反动的软甲虫。
方仁启是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骗下的产物。这个产物也同样是生活真实的反映。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诱骗的奴才，历史上有过，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绝种。
就是这个方仁启，在两军对垒中，企图向敌人鸣炮敬礼的是他，竖起白旗向敌人投降的是他，见友舰被围、友船沉没，坐视不救，掉头便走的也是他。他的灵魂早就不是中国人，早就向敌人投降了。从灵魂到肉体，一并在福岛手里拍卖，那不过是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而已。
这个舞台形象，对观众来说，是个良好的反面教员，为保证在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时时刻刻谨防这类奸细蟊贼，他们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是什么都会干得出来的。
在这个戏里，李鸿章仅仅出来一场，然而，相当深刻地刻划了他的昏庸腐朽。
李鸿章不仅对外丧权辱国，而且是搞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他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李鸿章是个官僚买办。官僚买办这个阶层，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蒋介石、汪精卫等等的许多反动特性，就是继承了这个阶层的衣钵。
李鸿章的办海军，虽然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加强海防，防备洋人侵犯。实质上，一则当作镇压人民的武器，二则当作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三则是为外国的军火商人开辟市场。他的海军就是替洋人服务的，当然谈不上抵御外侮。
李鸿章轻重不等地同时与许多帝国主义勾搭，其中与日本的关系也是不清不楚的。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列举罪状，其中有：“倭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检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在这种情况下，要李鸿章坚决抵抗侵略，乃是不可能的。
“甲午海战”非常巧妙地通过李鸿章至威海检阅这场戏，不仅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昏庸，而且揭露了办洋务出名的李鸿章其实无非是许多帝国主义者所共有的奴才。
画龙点睛，李鸿章这一段话可算是点睛之谈，他说：“社稷保不保，不在于外患，对日本人大不了让出朝鲜，赔点银子，就可以讲和的。而动用重兵去对付外患，倘日后兵穷马尽，流民起来造反，闹开了内乱，那才是大祸害。”
宁可对外一切屈服，以维持其对内的统治，难道还不是明明白白吗？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外即是内（与帝国主义者原是一家），难道不也是在李鸿章的字典里找到根据吗？
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由于李鸿章、方仁启之流的卖国，甲午海战中，中国方面彻底失败了。一方面进一步地引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却也从中国人民、中国的爱国人士英勇抗敌中看到了希望：中华民族或迟或早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或迟或早会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甲午海战》形象地、生动地、准确地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
整个戏的演出，气势蓬勃，激动人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是对坚持民族气节的硬骨头的颂歌！（附图片）
邓世昌痛斥帝国主义分子
刘公岛群众奋起抗击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