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聂耳、星海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回忆聂耳、星海
田汉
接到中国音乐家协会纪念聂耳、星海的信使我很惊讶，原来聂耳离开我们竟已二十五年了，星海也逝世十五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呀！
我认识聂耳是在他从云南经湖南、广东辗转到上海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月歌舞团（也就是电影里的五花歌舞团）的乐队任小提琴手，同时因他的同乡一位张君的介绍参加了“上反”（上海反帝大同盟，党的群众组织）的工作，他常到沪西一带跟劳动人民接近。由于他对音乐艺术有他自己的想法，又对他所从事的音乐工作有所不满，也由于他反帝国主义爱国的热情迫切地要求革命，要求靠近党，我曾应约到明月歌舞团跟他相见。我们谈得很多，了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也知道了他在工作学习上的苦闷。后来我介绍他加入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他接触了几位党的音乐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提高了他的思想和艺术技巧，后来他也在这里入了党。聂耳由明月歌舞团转入联华公司，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自己任指挥。我还记得《新女性》上映时，他热情洋溢地指挥着全部穿工人服装的合唱团员高唱《新女性》主题歌。
我跟他合作过很多歌曲，电影方面从《母性之光》的《开矿歌》，《桃李劫》的《毕业歌》等，到《风云儿女》的《义勇军进行曲》。话剧方面有《回春之曲》的《告别南洋》、《梅娘曲》等，我们也合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这戏最近将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来纪念这位党的音乐天才。（该剧由刘郁民导演，茅沅音乐构成。）
《扬子江暴风雨》1935年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堂演出，用的是麦伦中学庆祝校庆的名义。当时演员有郑君里、王唯一、露露等，他们都是左翼戏剧家。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他向敌人冲去，吼着“我们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码头工人们，打桩、打砖的工人们也唱着“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的战歌跟着一道冲去时，引起了当时爱国群众的热烈共鸣，全场跟着吼起来了。在场的塔斯社记者也把这激动的场景向莫斯科报道了。
事情隔了二十五年，中国劳动人民做了中国的主人了。当时要打倒的敌人国内反动派已经打倒了，当时主要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也投降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也赶出大陆了。中国人民终于获得解放，而且在党的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我们正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建设着社会主义，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后又将向共产主义的光辉远景兼程前进。这真是我们值得向聂耳同志告慰的事。
看过中央实验歌剧院《扬子江暴风雨》的排练，大家感到聂耳的曲调和高昂的节奏就是那样富于战斗性。当时的中国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凌压迫，逼着每一个中国人回答抗战还是屈服的问题。聂耳通过他那充满着革命感情的歌曲对敌人做了回答，对同胞做了号召。《扬子江暴风雨》的《前进歌》实际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础。这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曲调的确是有些火药气的，这样的曲调可能不投合某些和平主义者的口胃了。但聂耳的调子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我看一点也不！
曾经有人说代国歌过时了，我们现在是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不久将要过渡到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怎么还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当然，随着建设的进展代国歌总是要换的，但别忘了现在还有帝国主义。尽管它们在垂死阶段，还是要作最后挣扎。它们步步与我们为敌，时时对我们进行攻击破坏，不让我们建成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还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必须经常对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保持高度警惕，加强自己的团结和努力，给胆敢侵略我们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民族免于危险。因此，当我们发愤图强的今天，多唱唱聂耳的歌曲，提高对敌人的警惕和战斗意志，我看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识冼星海同志是张曙介绍的。那时他们在萧友梅主持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读书。张曙是南国社社员，因此星海跟南国社也发生了关系。
我跟星海合作较多却是在他从法国回来以后。他在法国学音乐真是辛苦备尝，在菜馆澡堂之类的地方替人家跑堂、扫地，或带着小提琴到街头巷尾村边演奏，以谋一饱。马思聪先生在巴黎的时候也曾帮助过他。他所崇仰的几位作曲大家，看出他的才能，也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感动，尽力教给他理论和技巧而不取学费。他的音乐知识就是这样苦学得来的。
星海十分敬爱他的母亲。当星海在巴黎苦学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在上海给人家做工度日，以成就她儿子的学业。星海回国后才把母亲接回来。星海的曲子像《顶硬上》等就是呈献给他母亲的。
1936年我出狱以后曾约张曙、星海、金山诸位在苏州会面。我们同游了太湖洞庭山。在山光水色中我们交换了一些戏剧、音乐上的意见。那时张曙和星海都用我写的歌词新谱了一些歌曲，至今还记得张曙在船上唱了星海作曲的《黄河之恋》。
我们在洞庭山拍过一张照，这是我跟星海的唯一的纪念。
在上海，星海写了一个民族交响曲，起先他还希望有人支持这个交响曲的演奏。后来才知道“肉食者鄙”，他才把力量完全用在鼓吹抗战、鼓吹民主的歌曲上了。
我在南京把托尔斯泰的《复活》话剧化，以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二十六周年，是想通过这个戏对革命起一定作用。戏中用了许多歌曲，有张曙作曲的，也有星海作曲的。星海作曲的《莫提起1759年的事》，后来改成了《莫提起九一八的事》，在抗战中传唱甚广。最后一支《茫茫的西伯利亚》也是星海作曲的，苍凉抑郁之中却贯串着一股雄浑坚强的情调。我非常欢喜星海这个曲子。我觉得他有一种别人难及的气魄。这也说明他何以会写出后来的《黄河大合唱》。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戏剧界组织十几队救亡演剧队，向内地出发，进行抗战宣传。星海和洪琛先生们参加了救亡演剧二队，经南京、徐州，转到武汉，在这里和张曙、林路、赵启海等汇合，组织了许多业余合唱队，歌唱抗战歌曲，人数多至五千人，武汉城乡山巅水涯都可以听到他们的高昂激越的歌声。
当武汉退出以前，为了给戏曲工作者们一些政治教育，巩固他们继续宣传抗战、争取民主的决心，曾由三厅主办了一个留汉戏曲演员训练班，对京汉楚剧和杂技演员进行了短期的讲习。星海与张曙参加了这个工作，并且为他们谱一个班歌，主要是鼓励演员们发扬民族气节，不要为敌人歌舞。这个歌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许多艺人都离开了武汉，不顾艰难困苦走向西南各地，有些是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至今武汉汉楚各剧演员还有能唱这个歌子的。
星海是从武汉进入延安的。在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星海的进步一日千里。我在桂林、昆明的时候就听到一系列他所作曲的大合唱在演剧队内演出，后来又听到《黄河大合唱》，那是多么有巨大光彩的作品！听到党送他到苏联深造，我们都为这位卓越的音乐战士祝福，期待他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是很不幸，他也跟聂耳一样成为不归之客。
新音乐界曾经出现过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音乐工作者命途多舛，而是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剧烈进行中难于避免的现象。一想到这些党的音乐战士光辉的业绩和过早的死亡，总觉得损失太大了。怎样弥补这些损失呢？那就是坚决学习聂耳、星海的革命精神，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歌咏运动、歌剧运动，使音乐发挥应有的革命鼓手的作用。聂耳、星海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们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勇往坚定，毫不动摇；因为他们迫切追求党的领导，而用他们勤学苦练得来的艺术技巧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他们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及前修之禾远”，踏着他们的足迹追上去吧。我们的条件比他们那时候好，我们队伍比他们那时候多，我们斗争规模比他们那时候广阔，我们的成就也应该比他们的巨大。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弥补由于失掉他们的损失，才能继承和发扬他们创造的革命音乐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