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
吕骥
聂耳、冼星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中的两面大旗，他们都是以自己的革命音乐和革命音乐活动对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且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活动的时间都不很长（聂耳同志大约五年左右，星海同志也只有十年），可是，由于他们的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遵循着党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接近工农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地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使自己的音乐活动，特别是音乐创作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且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所以能够在不很长的时期中，一边参加着尖锐的政治斗争，一边刻苦地学习，创造了许多不朽的音乐作品。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崇高的革命品质，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当我国文艺界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大家信心百倍地沿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发愤图强、向前迈进的时候，我们纪念聂耳和冼星海同志，学习他们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坚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革命传统，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音乐艺术，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
1930年到1935年这个时期，是我国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交织，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革命斗争遭遇到极大困难的时期。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进攻上海，紧接着又占领热河、察哈尔和冀东，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
“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使得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农村经济破产；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和一切爱国人士要求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地进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他们的“军事围剿”对上海进步文化运动进行的“文化围剿”，由于进步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所谓“文化围剿”也只能得到可耻的失败。
以上这些就是聂耳同志的创作活动的时代背景。
聂耳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个时期的许多群众革命斗争，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劳动人民渴望祖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他把工农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愤怒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激昂的革命情绪，真实地反映到他的创作中去，所以他的歌曲创作在内容上、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音乐家的作品，也不同于以黄自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三十多首歌曲，除了个别的而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写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歌词常常是用阶级对比的手法来表现的；另一种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这类歌曲的最大的特点是和写工农群众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相结合的，是从劳动人民角度，或者由电影中工农劳动人民口中唱出来的，鲜明的阶级内容把它们和当时一般的爱国救亡歌曲区别出来。聂耳同志选择这些歌词进行创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革命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创作态度，渗透到他的创作思想中，指导着他的创作方法而产生的结果。由于党的教导，以及他自己参加过的多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使他认识到艺术必须为政治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也就是他选择这样的歌词进行创作的根本原因。这里使我们看到他在音乐创作活动中，既没有避开现实，更没有粉饰现实，而是深刻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这样就使他在音乐创作活动中找到一条新的、不同于资产阶级音乐的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道路。
当然，题材的选择，这只是音乐创作的第一步，重要的还在于以什么观点去处理题材，创造什么音乐（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这些题材。他在这些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范例，他的歌曲作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不是站在工农群众之外去对待这类现实生活题材，而是紧紧地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正确地说，是作为其中的一员，并且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处理这种现实生活题材的。在革命斗争中，他不只看到今天的艰巨，同时也看到明天的胜利。所以他的作品具有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他对革命最后一定要胜利的信念，通过歌声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听众。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聂耳的作品所具有的最大特点。这个特点并不是从他的第一个作品就非常鲜明地被表现出来了，而是逐渐形成的，不过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他的许多歌曲，越是后来的作品，这个特点就越鲜明。
在音乐创造上，在他的一些成熟的作品中（如《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自卫歌》、《塞外村女》，以及《回春之曲》、《扬子江暴风雨》中的歌曲），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努力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不论在音乐语言上、曲调发展原则上、音乐结构和形式的运用上，他都敢于破坏旧的规律，按照他所认识到的新的原则——根据新的内容的需要，根据革命群众的美学要求，根据民族的特点去进行创造。这样，就使他能够在音乐创造上作出很大的贡献，使他成为我国现代作曲家中第一个创造了一种完全新的、充分表达了工农群众的奔放的革命热情，具有无产阶级英雄气魄、影响深远的革命音调，第一个在音乐上真实地塑造了工农群众的战斗形象，也是第一个在音乐创作中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作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在音乐上开辟了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道路，是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准备的。1928年他在昆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所参加的革命斗争，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更加深入到革命斗争的激流中，更加直接接受了党的教育，这些都是使他的艺术实践按照无产阶级的道路前进的基础。他在1932年和黄色的歌舞进行斗争而写的《歌舞短论》表明他那时候在艺术思想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预见到音乐艺术只有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才能获得发展的前途。所以，他说
“今后的歌舞，如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后面更明确地提出，“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样清醒的认识就是他后来的创作实践的思想准备。可惜他刚刚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定了基础，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抱负，就被无情的海浪夺去了他的生命。
聂耳同志逝世之后，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了。冼星海同志在1935—1945年所写的许多富于战斗意义的、光芒四射的音乐作品，表明了他已经继聂耳同志之后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大旗。
冼星海同志在开始他的音乐创作活动的时候，本来走着和聂耳同志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当他一回到祖国，接触到祖国人民的生活，参加到祖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就使他联想起过去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马上看清了，他不能沿着在法国走着的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变原来的方向，他就迅速地抛弃了原来的不实际的幻想，走上了聂耳同志走过的道路。正如他在创作札记中为他自己所规定的任务，
“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些工作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在他十年的创作活动中，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歌唱，在他的全部创作中，这类主题的作品约占70％左右。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使自己的创作活动服从于政治、服从于革命斗争、服从于群众的需要。这种思想使他坚决地批判了他曾经接受了的资产阶级音乐思想影响、坚决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道路，走上了聂耳所走过的无产阶级的音乐道路，努力追求党的领导，终于成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封建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歌手。有了这个思想，他才能够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汲取到取之不尽的音乐创作源泉，才能够在到延安之后不到半年，就写出了真实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坚强抗战意志和英雄气概的庄严雄伟的《黄河大合唱》和其他许多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
星海同志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贡献，就在于他沿着聂耳同志所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了这条道路，坚决地贯彻了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策，而且创作了像《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二交响乐》、《满江红》组曲等许多光辉灿烂的作品，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指明了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一条多么宽广自由的道路。在这许多形式新颖的作品中，他把我国革命音乐提到更高的水平，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革命音乐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代的英雄人民的精神世界，燃烧起人民心中的热情，鼓舞着人民为着争取抗战胜利建设新社会而奋斗。他的创造精神鼓舞了许多年青的音乐学徒，他的富于战斗精神的大合唱为后来的许多优秀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大合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标题交响乐的创造为我国交响乐创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热情而富于表情的音乐语言吸引了无数人的心灵，因之也鼓舞了大家深入地学习民间音乐。他的许多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优秀的群众歌曲不只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大大鼓舞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热情，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和情趣，也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宝库，成为鼓舞人们大胆创造的榜样。他在运用现代作曲技巧处理我国民间音乐上作了许多成功的探索，这是因为他不是不顾我国民间音乐特点把我国民间音乐按照西欧作曲规律去进行加工，也不是不管音乐内容，仅仅从形式上加以处理和发展；而是根据民间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创造性地加以处理，因此既保留了民间音乐原来的风格特点，却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聂耳和冼星海虽然是从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方向的，虽然在艺术风格上和个性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极其群众化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没有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习气，而且是经常关心群众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放松教群众唱歌的工作，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学习，研究他们喜欢唱什么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记录他们所能够唱的民歌。他们两人虚心学习，刻苦工作的作风是十分相似的。他们一有新的创作，总要拿出来和来访的同志们研究，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俭朴的。这些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革命精神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体现。
今天纪念我们这两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首先要学习他们艰苦奋斗、虚心学习、刻苦工作、为革命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的革命精神，深入到人民公社、工厂、矿山的火热斗争中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继承他们音乐为政治服务的革命传统，发挥音乐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为创造水平更高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而努力，通过音乐艺术加强我们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加强我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用音乐武器去揭露和粉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聂耳、冼星海同志遵循着党的指示所走的音乐为革命、为政治、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道路永远是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