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的路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二）

　　在学习的路上
康濯
在河北山西的农村呆了十年，因为爱好文艺，从中学校一跳出来就跑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到敌后以后，虽然主要的不是搞创作，而是作群众工作，搞土地问题和生产，搞农村剧团，编通俗报刊，作一般的宣教工作，又忙乱又庞杂；但也没有完全忘记学习写作，并且也曾在战斗紧张和工作繁忙中，硬挤时间，今天写几百字，过十天半月甚至三五个月再写千把字，这样拚拚凑凑，写过一些反映农民的短篇故事和小说。想想十年，自己在创作上并没有成绩，对文艺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更没有系统地想过；不过，想想这些年来自己思想感情慢慢开始变化和改造的过程，好象也多少学习了一些东西。
记得一九三八、三九年，开始学写作，就不完全自觉地感到要写农民和士兵，于是便注意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语言，并特别热心于搜集他们的故事，加以想象、编造，写成小说或素描；但写出来的象不象农民？自己不仅没信心，而且很恐慌，很快地并觉着那些东西没生气、没分量、不满意。怎么办呢？心想大概是自己还不深入！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底四○年初，就决心“深入”一番，虽在剧团工作，却常常钻到农民里面去聊天，去参加会议，态度不完全是为了搜集材料，有时也给他们的工作出出主意；这样一来，不仅农民的生活和语言把我吸住了，而且农民的力量也使我大吃一惊！这时写的几个故事和剧本，语言、生活、趣味是不同一些了，但那也主要是“猎奇”，而且使我苦恼的是：农民们谈工作、讨论问题、说抗日道理，倒还好懂；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热情地抗日？为什么有的又落后？搞不清！特别是农民的家务事，亲戚里道的复杂关系，一个妇女整天不出门可到底鼓捣些什么，不是耳朵眼睛能听见看见的地主与农民的复杂斗争情况等，这些更搞不清。我想，在剧团里要搞清这些怕是很难的，于是便作群众工作去了。
在群众团体，慢慢学了些政策，听汇报也知道了些全面情况，下乡检查工作，更常常发现一些“奇闻”；虽然主要是搞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自己就已经觉得豁然开朗，对工作兴趣颇大，对搜集材料记录语言却看得平淡甚至不作了。有时也挤时间写点东西，就开始考虑并尝试全部用群众语言，不仅作品中的对话，而且叙述描写也这样；内容并想着尽量深刻地反映农民生活。不过这也只是写些生活细节，又根本没注意向民间文艺学习，特别自己经常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情，从农民生活所受到的感动、激动、冲动来写东西，因而作品总要夹杂不健康不朴素的玩意，这又哪里能深刻地写出农民？哪里能全部解决语言问题？虽有两篇有些农民干部说不错，却到底市场不大，又没发表条件，大多只好放起来任战争给毁了丢了算了。有时也写些通俗小故事、快板、歌谣、小剧本，印成油印散篇，当作宣传品，倒起过点作用；但自己又不大重视，信手成篇，算得什么！别人说不坏，自己还不大好意思呢！这种思想感情，使自己工作不深入，写作没进步。
一九四二年以后，敌后环境更紧张，工作更繁重，生活更艰苦，这一切似乎倒还好对付；但看看整风文件，想想群众观点问题，考虑考虑工作中碰到的实际情况，自己忽然觉得问题严重了。天旱不雨，我也理性地经常注意庄稼和天色，但有时不免又忘了；某次开完一个大会往回走碰见大雨淋头下，开始我倒觉得好，庄稼有救了，但慢慢却感到全身落汤鸡一样太不舒服，心想雨不能稍稍慢一点下么，但同行的农民干部，却津津有味地研究着那雨下多久会有几指深，下几指可望几成年景！又一回，某夜下雹子，同睡的农民一夜没睡着，长嘘短叹，不时起来看看，光怕打坏庄稼；我虽然也为这事发愁，但又嫌人家扰乱了睡觉，心想：你着急还不是白闹！不会好好睡一觉来得实在些么？我可哪里知道他万也睡不着呢！还有一回，和一个农会同志同到一个村去检查减租工作，我两个事先对政策研究得似乎都没问题，有些具体条文，我好象还比那同志记得熟；但碰到一件租佃双方都愿把死租变成活租的事情，我明知活租对佃农比死租吃亏，却差点为当时的表面情况迷惑，几乎同意他们！事后农会那个同志虽只是玩笑地训了我两句，我却觉得比读两本书学习的还多。所有这些，是立场问题，是思想感情问题；我开始更多地认识了自己。这时期除了写点快板歌谣宣传品外，倒也写了四五篇小说，大多丢了，只留下一篇，这些年总算和较多的读者见了面，也许还多少有点意义。
我决心更大地要进一步到农民里面去。
四三年冬天，敌人最残酷的大“扫荡”来了，我到了山西繁峙的游击区。我随时警惕地站稳立场，和农民一道起居劳动，说话也学说当地话，在两个村里，和农民一起想办法搞减租、增资、改造负担和对敌斗争，日夜生活在繁杂的问题当中，总算多少作了点事，到后来村里两口子吵架也要找来调解，那地方不敢见人的妇女也能聊聊天，各家各户都能随便进出，有一个村的干部并说：我把他们村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因此，在那群众原本没有很好发动的地区，我几次遇到敌人包围，有一次并被围得没办法只好钻了草堆准备牺牲，也终于能安全地在群众帮助下脱险。但不久，因为各村狗多，我们又多是黑夜进出村庄和进行活动，狗一叫唤，不远敌人的堡垒上就听见，对我们工作不方便，于是我们决定来一个打狗运动。村干部同意了，我首先就要青年民兵队长起模范打死他的狗；他是个最积极的干部，性子强得象烈火，专爱打仗，对打狗自然毫不迟疑。我也年轻气盛，有股子干劲，私下里又想趁此闹点狗肉吃，还想闹两张狗皮穿上挡挡那地势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动手。但当他象平日逗狗玩一样把狗抱起来，我帮着把搭在树上的绳索挽了个套套住狗的脖子时，他妈发现了这事，却大呼喊叫地啼哭着从屋里冲出来阻挡；我正说要劝劝他妈，民兵队长突然把绳子一丢，刹时间满脸淌着眼泪、跑到墙根圪＠着啼哭去了！我慌了一阵，才硬冷静地给队长他妈解释了几句，她又买了两个烧饼给狗吃了，民兵队长这才勉强咬着牙勒死了狗。完了以后，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没了踪影，并和民兵队长一道把狗埋了，又安慰队长他妈，检讨我们事先没跟她妈说清楚的错误；她也就流着眼泪，说那狗过去怎么怎么给看羊、看门，怎么跟一个小子一样亲，又指摘我们这些办工作的怎么年轻不懂事，我都诚恳的一一接受。而经过了这场事，我和民兵队长一家子，和其它别的乡亲，不知怎么关系好象更深一些了，我慢慢能够知道一些农民的真正家务事和农民之间、特别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复杂关系，能够听到一些“私话”而不是“官话”；曾有干部说过我把他们问题都解决完了的那个村，我又发现原来问题还很多，只是农民们觉得那些问题都不是“官事”，从没想到要拿出来请办工作的解决……我认识了我们工作的不深入，甚至也亲自听到了农民对减租政策也并不满足，而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所有这些，使我感觉到自己改造的不够，也使我在以后工作当中，更多地想到农民、想到农民的利益。
就在这时，在战争环境的游击区，我接到了油印的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看到了“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需要思想感情起变化，需要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对我是个太大的警惕。此后一年多，我在巩固地区自以为老实地参加了一些群众生产的工作，见了更多群众力量伟大的事实，和群众文艺创造的天才，又安安静静地整了整歪风，写作自然停顿；到日本投降以后再走上工作岗位，自己倒的确踏实些了，也虚心些了，但有时却又多少有点自满，心想：这下子改造得差不多了吧！而在写作上，又似乎写了一两篇反映也还不坏的东西，无意识地又助长了那点自满。这后果，是在张家口作工人工作时，检讨起来立场还不够明确，土地改革初期自己阶级观点仍较模糊。直到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运动的大浪潮中，自己才能够比较习惯比较自然地处理问题，在新区工作当中，一切把握着有领导的群众路线，总算没犯大错误，没出偏向；而自己的感情和生活，也许可说是进一步地靠近了农民，学了一点点能够真正去农村“下户”的本领。这估计，还许又是自满吧！我应该时刻警惕着。
至于写作，却还没拿出东西。我想：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许有了点改造，对农民生活也许熟悉了一点点；但怎么提炼、组织以至写成比较能为群众服务的作品，却还常常苦恼，特别是自己这些年没有更多地注意学习民间文艺，这不能不是个大缺陷。好在自己还是在学习的路上走着，今后将继续以往，磨炼下去，并争取一些政治上文艺上的提高和写作的机会，有多大力量，一定全部贡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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