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一些！”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快一些！”
苏联 叶·德拉伯金娜
这是十月革命节前的一个星期六，将近傍晚的时候。我已不记得为了什么事，向克里姆林宫里跑过去，却突然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他们手搀着手走，一面谈笑，一面看日落时淡红的天空。
“上我们那儿喝茶去吧！”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向我大声说。
“还有蜂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说，“我们是工会会员，所以领到了蜂蜜！”
在归途中，他们又邀了几位同志，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往“伊里奇家”走去。
他们在厨房里喝茶，完全像从前在巴黎的玛丽—罗斯街的寓所里一样。桌上摆的仍旧是那些七拼八凑的茶具，铺的仍旧是那块满是裂缝和缺口的漆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从受伤以后，很少出外，因此急切地询问各地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大伙儿要说的事也真多！有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大会，有第一届青年团代表大会，还有……多着啦——都是“第一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一面提出问题，很高兴地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互使眼色。特别使他感到兴趣的，是有关群众的一些谈话——比如，普罗霍夫卡的一个工人说：“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一只空钱袋，甚至只有二两多面包①，但是，现在它使我们能够一直吃到新谷登场了。”女工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谈到她自己的时候说：“我不再缝钮子了，要全心全意地去搞组织工作。”
“去搞组织工作，她是这样说的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问了一句。
“真有趣，你说是吗，娜佳②？那末，这个妇女是个什么样的人——年纪还轻吗？年纪老了吗？”
“二十五岁左右。有三个孩子，她说，一个月里最多看见他们两三小时，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从小起就会照管自己。”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开始为每个人斟上第二杯茶。这时传来了叩门声。人民委员会书记尼古拉伊·彼特罗维奇·戈尔巴诺夫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黑绸子缝的包裹。
“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同志带给您的，”他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小刀割破了绸子，拆开了信封，取出了一封薄纸写的信。大伙儿仍旧坐在桌子旁边谈话。
突然，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位子上跳了起来。
“沃洛佳，你怎么啦？”
弗拉基米尔的面色变得苍白，连嘴唇都白了。大伙儿都不由自主地去看他的左肩，因为他肩膀还留着社会革命党人射击的那一粒子弹。但是他摇了摇头。
“不，不，没有关系，……喏，你们听听！”于是他开始压低了声音念道：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
1918年7月4日在监狱里。
给我所有在俄国的同志们和工人兄弟们。
祝贺你们，同志们，在你们不懈的努力和伟大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永远向你们致敬，俄国工人们，不论你们在灾祸里，在苦难里，在悲哀里。
我要向你们说：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虽然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忠诚地拥护你们，热烈地相信你们的伟大的事业。
我没有一天不想到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你们巨大的力量，你们的不懈的努力，使我衷心向往着你们。
你们的一切真诚的努力，为的是要让受苦难的伟大的民族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百年来，你们和你们的祖先在野蛮的暴君的压迫下受苦。
仅仅这一点，已经足够激发你们，使你们走向自己的目标，去喝自己的自由泉源中的水。
我信仰你们，我在目前的生活条件许可下，竭力要永远跟着你们走，可是，这些条件（它们就是这样）却不允许我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我为你们的悲哀感到悲哀，为你们暂时的挫折感到痛苦，也在你们获得胜利的时候欢欣鼓舞。
我个人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但这只是我怎样拯救自己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俄国的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斗争中拯救了一切。他们从沉重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从过去的奴役中获得自由，现在正是那么光辉灿烂地建设一个自由的新世界。
我衷心向往着你们，向往着你们伟大的工作，高尚的行动。
你们一切正直的意图和高尚的行动，都充满了惊人的革命精神，我希望这种精神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坚强。
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能够和你们在一起参加你们光荣的工作。
一位俄国同志回国，去和他本国的战士们一起参加伟大的工作，我现在托他带上这一封信。
我亲自把这封信从“旧金山的巴士底”③交给他，希望你们能够收到它。
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在改造新的经济这一事业中，最后将获得辉煌的胜利。
我从这里，从我监禁的地方，衷心地向你们致兄弟般的祝贺。
在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解放事
业中，诚心诚意地、像兄弟般
属于你们的　汤姆·穆尼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念完了信。大伙儿半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什么时候执行死刑？”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沙哑着嗓子问。
“12月12日，”戈尔巴诺夫回答。
美国社会党人汤姆·穆尼，过去是一个铸工。他由于反对战争，受到陷害，被判死刑。当局硬说：1916年7月，在旧金山举行阅兵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比林斯一起投了一颗炸弹。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全世界工人（包括俄国工人）都要求取消这一判决，释放穆尼。
“你可记得，娜佳，在哥本哈根召开第二国际大会的时候，我和汤姆·穆尼在狭窄的海湾里整整划了一夜的船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汤姆唱美国工人唱的歌，后来我们教他唱《船夫卸货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走到窗口，看了看朦胧的暮色，接着转过身来。
“快一些吧！”他激动地大声说，“这样看来，我宁可牺牲一千次，只希望它快一些！”
大伙儿都明白他所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他坐在桌子旁边，拿起杯子，在手里端了一会儿，又放下，一口茶也没有喝。
“我去工作一两小时，”他说，一面站起身来。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望着他。
“你去吧，”她温和地说，“我也有一件事要去办。”
她带着我，步行到哈莫夫尼基区鲁卡维什尼科夫孤儿院去。一直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她还在那里处理种种伤脑筋的问题——粗劣的饮食，破烂的被褥，跳蚤很多，没有柴火和课本……
①原文是“四分之一斤面包。”
每俄斤约合零点四一公斤。
②娜捷日达的爱称。
③巴士底，1789年法国革命前，
巴黎的一所囚禁革命人民的
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