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产队长”——茹小林领导生产队连年超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山西通讯

“超产队长”
——茹小林领导生产队连年超产
万荣县中心通讯组　应南　本报记者　莎荫
山西省万荣县孙吉公社的西里管理区（即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同），有个共产党员叫茹小林。他一连四年当了三个生产队的队长，领导几十户的小队超了产，领导百十户的大队同样超产，接过来赔产队也超了产；丰年超产，灾年还是超产。“超产队长”的名声，也就在周围传开了。
转败为胜第一年
要知道超产队长的来历，先得从赔产队长说起。
1956年，茹小林是第十二生产队的队长。他因为经常闹病，生产队的工作就靠给三个副队长。不想秋后决算一揭底，包产计划没有完成，还赔了一千七百多元。这一下，队干部和社员大瞪了眼，互相埋怨。有三户社员说什么也不在十二队，转了队。四个队长中有三个泄了气。
茹小林又急又气，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眼里老是嘀咕着：这倒底是因为啥？可是总也摸不出个头绪来。正在他前进不得，后退不行的时候，党支部书记茹作印来了，作印说：“小林，这情绪可是不对劲啊！眼得往前头看哩，今年没搞好，去听听社员的意见，想想办法。”话不说不明，这一说，小林一下悟过来了。小林就把三个副队长找到一起，共商大计，下决心从失败中学经验，找教训，来年大干。
他们召开了社员会，寻找赔产原因。有人说是人懒，也有人说是地烂。总起来一句话：怪条件不好。小林这头听了那头听，越听越不对味，就向大家说：“要说地烂，地是人种的，难道就不能变好？要说人懒，咱队贫农、下中农最多，那一个不是喝苦水熬大的？叫我说，就是干部没当好！”这一下揭开了盖子，意见像决了堤的河水。有的说，毛病就出在底子不清上：整天和社员打交道，就不了解社员；整天闹生产，就不知道生产上有啥问题。干部们也就“脱裤子下水”，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从领导思想到领导方法作了彻底检查。
问题摆明了，办法也就找出来了。大家都同意加强队的领导，成立了队委会，不光队长们参加，还吸收了几个有经验的老农当委员。队干部中也来了个明确分工，生产、思想工作都有了专人管。为了提高社员的觉悟，经常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如：啥是庄稼人的铁饭碗？社员们一嚷嚷心眼亮了，都说：“人入社心也要入社，靠劳动吃饭最保险。”许多人订出了全年出勤和完成劳动日的计划。
1957年春耕一开始，全队86％的劳力下了地。这一年，他们给地里投了八千多个工，活儿做得又早、又细、又好，到年终样样超产，光超产奖励金就得了一千九百多元。赔产队从此换上了超产牌子。到冬天，离了队的三户社员见十二队一年翻了身，又说好说歹地回来了。
超产牌子倒不了
1957年生产搞得好，1958年经验也有了，干劲更大，又稳扎稳打地拿了个大超产。社员们正盘算1959年的活儿怎么干，生产队又扩大了。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究竟生产队大点好，小点好？都没有经验。管理区决定先搞大队试一试，就把三个队合成一个队，茹小林还当队长。
领导一百几十户的生产队，茹小林开头也没有经验，各方面掌握不住，生产就乱了套。全队一百九十七个劳力，每天谁出勤谁没出勤，队干部心里没有数；活儿做多做少，一律按晌记工分。劳动安排一乱套，农活就赶不上趟，种的就不甚好。面对这种情况，茹小林就及时想办法。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要把工作作好，根本的一条是：听党的话，依靠群众。于是他就一面从党支部接受指示，一面向群众学办法。最后决定实行小组作业，把劳力分成三个小组，又选了男女正副组长，然后让队干部分组包干，一竿子插到底。在劳动计酬方面，坚持实行了评工记分的办法。这么一来，劳力出勤达到了90％以上。地里的劳力多了，小林就抓住春耕生产第一关，发动了一个大攻势：全队头一次消灭了白茬下种。春耕生产头一炮打响了，社员们的劲也鼓了起来，舆论大变。老队员说：“嘿！有咱小林，合进来那个队也不怕。”
春耕生产开始了，小林坚持和社员天天一起下田劳动。日子一久，又发现了新问题。第一次棉花中耕，第一、二两个作业组五天完成了任务，活儿做得挺好；第三作业组，锄了六天半，草还没锄净。这事儿在茹小林的心上挽起一个大疙瘩：“船在那里湾着呢？”他去找三组社员王创才他们商量，他们说：“队委会为啥不规定每样农活的完工时间？”这一锤子敲亮了心，茹小林就和队干部们商量，在小组作业上加了个小段包工，把各种农活的完工时间、工作质量、工作报酬规定出来，包给作业小组。结果全队各项农活步步赶前。这一年小麦、秋粮、棉花都超产，管理区奖给了他们超产金三千零六十三元。
疾风知劲草
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经过一年试验，还是小一些便于领导，管理区就把大队划小，茹小林又当了第八队队长。第八队的底班是老十二队，真是兵强马壮。
队长会安排，社员的情绪高，按理说，超产没问题。不想，天时不好，从去年种上秋禾，到麦收还没见一场透雨。紧赶慢赶，夏收一澄底，小麦还是减了产。有的干部和社员就又有些泄气了，他们说：“超产队的牌子今年算吹了！”茹小林心里也挺不好受，可是他想：现在可不能泄社员的气，只要大家加劲干，麦地里丢了的，秋地还能找回来。于是就给大家说：“只要大家肯干，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凭咱人民公社也得斗一斗可恶的老天！”夏收以后，队委会作了个“补窟窿”的计划，提了个响亮的口号：“羊群里丢了羊群里找，粮田里丢了粮田里捞！”全队社员一鼓劲干，一共复播了三百五十亩晚秋作物，面积要比往年多三分之一。复播刚收了耧，队里又接着开了个“经济活动分析会”，让全队社员再出主意。这办法果然灵验，社员们七嘴八舌一嚷嚷，就嚷出了三条计：种小块地，在秋田套种、间作，在棉田空隙补种秋禾。茹小林也出了两个主意，一个是西瓜地套种玉茭，一个是播种双行玉茭。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认识一致了，干起啥来也挺俐落。没几天，就把八十四亩秋田进行了间作；八亩西瓜地、四亩大麻地里套种上了玉茭；生产队、食堂又在沟沟坡坡里开了二百三十来亩小块地，种了粮食和蔬菜；棉花地里缺苗的地方，补种了玉茭；玉茭没上来的地方，又补种了蔓菁。别看这些“零零碎碎”不打眼，秋收下来一算账，就多收了二万八千二百四十斤粮食。夏收满共才亏产二千零六十四斤，这粮食补起亏产，还余下两万六千多斤。棉花因为下手早，在大旱头，光中耕保墒就过了七道手，也超了产。秋收分配预算下来，他们又是个超产队。这一下，把社员们高兴坏了，说：“疾风知劲草，有了小林这个人，咱这超产队是铁旗杆，吹不倒，打不烂，旱不死！”
关键何在？
茹小林四年经了三个队，年年超产，队队超产，成绩实在不赖。我们问他的领导经验是什么，他怎么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后来只好找到管理区党支部书记茹作印，作印这么说：“别人当队长的经验有三条、五条，小林当队长就只有一条：对人熟、对天熟、对地熟。这说来简单，做起来不易。不走群众路线，人熟不了；不参加劳动，地熟不了；不学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天熟不了。归根一句话，要不听党的话，就什么也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