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改革中的几个辩证关系——再谈领导农业生产必须从实际出发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农业技术改革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再谈领导农业生产必须从实际出发
鲁力
积极进行农业技术改革，这是我国农业的现实给我们规定的历史任务。大家知道，我们的农业是刚刚从小农经济改造过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是低下的，它的生产方法是个体的和分散的，它的生产范围是狭小的。小农经济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它在生产技术上的落后性。解放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对于小农经济某些落后方面的东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在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等等方面，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时的小农经济色彩，某些小农经济时代的耕作方法与耕作制度，和今天的集体生产形式结合在一起，已经显得很不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当前农业生产的基本现实。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应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必须坚持改革，一切妨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落后的东西，必须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这是首先要肯定的前提。但是也要看到，如果不根据情况办事，任意乱改，不但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改革或推行某项改革的时候，既要大胆积极，又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就是说，要把敢想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具体地运用到农业技术改革方面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在进行改革或推行某项改革的时候，要注意处理好如下五个方面的互相统一。
不断改革要和一定条件下改革的限度统一起来
改革是无止境的，现在要改，将来也还要改，一万年以后，肯定地说，生产技术仍然要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还是先进的东西，到明天就可能变为落后的东西，而落后的东西就要改革。例如有些地方过去是撒播，现在改成了点播，点播比撒播进了一步，但是还不能满足现状，还要改，要改点播为条播。条播在现时来说是先进的，将来有比条播更好的方法出现时，条播就又落后了，就要改为更好的播种方法。这样不断地改，生产才能不断地发展。因此，领导农业生产要树立不断改革的思想，不要有了一点成就就满足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任何改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改革达不到这个限度固然不能增产，超过了这个限度，也不能增产，甚至还会减产。这就是“物极必反”。比如，在一定条件下，水稻每亩插四万蔸左右，比四万蔸以下和四万蔸以上的产量都高，那末四万蔸就应当是水稻在这种条件下的密植限度。不按照这个适当的密度耕作，一味坚持“稀谷大刁”的论调，欣赏二万蔸、三万蔸的旧方法，这就是保守思想作怪，必须反对。但是如果以为四万蔸比二万蔸或三万蔸的产量高，因而就得出结论：五万蔸、六万蔸的产量一定更高，“越密越好”，这种结论就靠不住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客观条件只许可搞到四万蔸这个限度，超越这个限度，勉强搞五万蔸六万蔸，这就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其结果产量不但不会比四万蔸高，甚至还会没有原来的产量高。
我们提倡生产的准备工作要“一早百早”、实际行动要“适时偏早”。这个方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真理。毛泽东同志说：“不打无把握的仗”。把握从何而来？要从充分做好事前准备而来。冬闲的时候就做好春播的准备，春播的同时就做好夏播的准备，真正到了春播和夏播的时候，“万事俱备”，就可以争取主动。只有准备工作抓的早，实际播种才可能做到“适时偏早”。“适时偏早”，这是作物本身生长规律的要求，也是错开活路，缓和劳力紧张矛盾和抢季节的重要办法。因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手工操作，工效还不是很高，如果只讲“适时”而不讲“偏早”，其结果，一定是一部分适时，一部分不适时，影响增产；若按“适时偏早”去办，做的结果，可能是小部分稍微偏早，大部分恰好适时。应该早的不早，也是保守思想作怪，必须反对；但是如果以为早比晚好，因而就得出结论：“越早越好”，惊蛰下秧，立秋种麦，这行不行呢？肯定不行。任何作物，都需要有相适宜的气候条件，种下去才会发芽生长，否则是不会发芽生长的。节令和气温，是决定各种作物什么时候播种的基本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适时偏早，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超越这个限度，不适当地提早再提早，一定要造成烂秧和烂种的损失。
真理超过一步，就是谬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求自己在看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不断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相对静止的一面，既要承认主观能动性，又要承认客观规律性。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性，根据客观规律行事，才有最大的“自由”；所以恩格斯说这是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所谓超越了客观事物所许可的限度，就会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客观事物的可变性。如果否认事物的可变性，规定什么“密植极限”，“施肥极限”等等，那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当客观事物还没有显著地变化以前，人们只能一面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客观事物的变化，为不断改革创造条件，一面还要严格遵照一定条件下的限度办事，把不断改革和一定条件下改革的限度统一起来，才不至于碰钉子。
某一项改革要和它周围的
各项改革统一起来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事物和周围其他事物的关系，是互相矛盾，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农业技术改革也是这样的，某一项改革与它周围的各项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说，一项改革能不能成功，不仅决定于这项改革本身的条件是否成熟，还决定于它同周围的各项改革是否相适应。有时候，某项改革是正确的，确确实实应当改，但是如果其他各项改革没有相应地跟上去，而孤立地进行这一项改革，也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再拿密植来说，这一块田到底“密”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就密植而论密植，必须全面地研究一下这块田是什么土色，深耕几寸，施肥多少，水利条件等方面的改革如何，如果各方面的改革配合得很好，密度就可以适当加大，如果各方面的条件不好，就不能盲目地一味求密。因为稀植改密植这一措施，只有紧密地和浅耕改深耕、旱地改水地（水浇地）、少施肥改多施肥等等全面地技术改革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达到增产的目的。否则，光是稀植改密植，而别的改革都远远落后于密植对它们的要求，密植就会是无益的。那种孤立地以为只要加大了多少下种量就一定能增加多少产量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观点。种子种到浅耕而又没有肥料的土地上，不管你种多么密，肯定没有好的收成。农作物的产量，是由种子、土地、肥料、水、阳光等等条件加在一起，“连因互补”，战胜灾害的结果。这就是说，稀植改密植是好经验，但是离开了它所要求的条件，或者这些条件不完全成熟而盲目地密植，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肩挑改车子，实现“车子化”，也是这样。实现“车子化”，中心当然是要抓住造车子，没有车子，就谈不上“车子化”，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仅仅有了车子，是不是送肥、运禾，马上都能用上车子，是不是就算实现了“车子化”？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车子要在路上走，有了车子没有路或者路很小，车子不能走，还是“化”不成的。因此要肩挑改车子，必须同时小路改大路，只有大批车子和四通八达的大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要的运输都是使用车子，才算真正实现了“车子化”。当然有了车子再去修路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有些地方能修，有些地方不能修（如某些山区和沙洲地），对于不能修路或者暂时不能修路的地方，如果不先解决“路”的问题，只是盲目地造车子，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对生产毫无增益。俗话说：红花也要绿叶配。任何一项美好的改革，如果脱离了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改革的配合，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东西。
大胆地改要和因地制宜地改统一起来
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或推行改革的时候，一方面对于那些应当改而又必须改的东西，要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对于那些暂时还不符合当时当地客观情况的某些改革，要坚决不改或者缓改，不能千篇一律，死搬硬套。客观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这个地方能行通的某些改革，那个地方就不一定能行通，在这里可能是好经验，在那里就不一定是好经验，勉强推行不适合本地情况的改革，只会得到坏的结果。例如条播，大量的事实证明，条播是先进的播种方法，比撒播和点播的产量高、费工少。但是这是不是说条播是绝对的好，任何地方都能条播呢？不一定。有些坡度很大的山地，条播器根本放不稳，若硬要条播，就会播得像鸡扒似的一样，还没有点播或撒播的好，像这样的地，显然就不宜于条播。有的地块儿很小，条播器下去转不过身子，种子撒的比播的还多，密一块稀一块，像这样的地，显然也不宜于条播。还有的地，因为前种作物的影响或自然条件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子整的很平很碎，条播器下去就像跳舞一样，跳来跳去，播的乱七八糟，像这样的地，显然也不宜于条播。不承认条播确确实实比点播或撒播好，不积极推广条播或不为推广条播创造条件，甚而至于还想从根本上否定条播，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不承认在有些地方或田块因为具体情况不同，确确实实暂时还不宜于条播，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具体的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一切都要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在一切具备了条播条件的地方或田块，采用条播的方法，会得到好的结果，在一切尚不具备条播条件的地方或田块，采用条播的方法，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当然所谓条播的条件也是可以改变或创造的。比如，有些地块儿很小，可以根据情况把小块并成大块，使之适宜于条播，像这样，花一定的代价为推广条播创造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应当的。问题是，有些条件目前就可以改变，有些条件一时还不能改变，有些条件花一定的代价加以改变是合算的，有些条件费劲去改变并不合算，还有些条件在现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改变（如把坡地改成平地），也没有必要改变。推广条播的方法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为条播的方法创造条件，同样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可蛮干。就一个地区和一块地来说，到底是改条播好还是不改条播好，要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要看改了条播以后能不能达到高产省工的目的。要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不能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规定一个模子去硬套千差万别的客观情况，如要求什么“一律条播化”等等。点播或撒播改条播是如此，别的技术改革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大胆地改，又要坚持因地制宜地改，只有使二者密切地统一起来，好的改革才会有好的结果。
改革要和继承统一起来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看问题不能割断历史。有些东西，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先进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落后的——类似这样的东西，不管过去是多么先进，只要现在已经落后了，就要坚决改革；还有些东西，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将来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落后的，但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因而还是适用的（有的东西可能将来也适用）——类似这样的东西，就要毫不犹豫地继承下来，不可随便抛弃。小农经济的生产方法，和任何别的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统一，有落后的一面，又有适用的一面，对其一切都肯定是不对的，对其一切都否定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区别对待：对于落后的一面要坚决改革，对于适用的一面要加以继承。改革和继承的关系，就生产技术来说，应该是继承第一，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去对旧有的生产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分类排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这样，至少可以做到首先保产，而后再争取增产，不致因为贸然改革而减产。既要改革又要继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这就是，不但要看到改革落后生产方法的重要意义，而且要看到继承前人的经验的重要意义。我们的祖先和自然界打了几千年的交道，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把这些经验继承下来，用于生产，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好处，是我们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前人的经验中，有没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呢？答复是肯定的。例如，在播种期方面，湖北地区就有过这样的总结：“穷人莫听富人哄，枹桐树开花（清明前后）正下种”；“清明前，好种棉，清明秧，顶稳当”等。在播种质量和方法方面，前人总结有：“深耕加一寸，顶住上道粪”；“人怕胎里瘦，苗怕根不肥”；“千犁万耙，不如早种一夜”；“种地不打沟，等于强盗偷”；“好的葫芦锯好瓢，好的谷种长好苗”；“挖的深，盖的薄，结的托子（苞谷）像牛角”；“要得苞谷结，除非叶打叶”（密植）等。在田间管理方面，前人总结有：“麦锄三道有余粮，别人有荒我不荒”；“苞谷见了铁（锄头），一夜长一节”；“棉锄七道白如银，谷踏三遍（抖草）猪无糠”；“多吃少餐，追肥如加鞭”；“麦熟火来烧，谷熟水来浇”等。在抢收方面，前人总结有：“九成开镰，十成回仓”；“十成收，三成丢”等。前人不但给我们总结了自己的正确经验，也总结了自己犯过的错误和曾经碰到的问题，教育后人要吸取教训。如“多苗如多草，缺苗如缺宝”；“宁可丢秧，不可愁秧”；“过了芒种不种棉，过了夏至不栽田”；“荞麦种迟被霜打”；“过了大雪不种大麦，过了小雪不种小麦”等。在现时条件下，在许多地方，前人总结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适用呢？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是适用的。拿前人总结的播种期来说，从湖北省的许多地方来看，清明以前寒潮袭击频繁，几乎是每年的规律，在这些地方，若不慎重地考虑前人这些经验，过早的下种，则是非常危险的，过晚下种，也是有很大坏处的。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必须把这一点继承下来，用于生产建设。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排斥我国固有的好经验，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才真正忠于民族历史，继往开来，发扬我们民族的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就是总结了我国农业固有的增产经验和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二者相结合的结晶，是继承和改革互相统一的最好典范。因此，“八字宪法”在现时条件下，是科学的、完整的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各地都有自己固有的经验和改革经验，只有把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提出的增产措施才是比较完整的。
需要和可能要统一起来
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成功的。只要确实需要——确实能增产的改革，都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坚决去改。例如，把旱地改成水田或水浇地，这一改，就能使原来一些不保收的田变为保收了，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不积极改是不对的。但是有些改革从需要方面来看是应当改的，就是眼前无力办到，像这样的事情，是改呢还是不改呢？这时候，片面地只讲需要，是不对的，而消极地光叫困难，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在实际可能的基础上，鼓足干劲，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这样，是得不到预期效果的。再拿旱地改水田或水浇地来说，有些地方因为水利工程太大，不投入很多的劳力和资金便修不起来，而一时又拿不出这样多的劳力和资金，若要勉强上马，第一，要挤掉当前生产，第二，很可能中途被迫下马，其结果，不但有酿成水患的危险，而一季或一年的生产都将陷入被动，造成整个工作上的困难。像这种情况，即使旱改水确实需要，因为力所不及，就应当暂时不改。又如一年一熟的地方改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这一改革是多种多收的好办法，需要改。但是如果有些地方本来劳动力就很紧张，肥料也不充足，只能维持原来的耕作制度，若是改成了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以后，更加深了劳力紧张和肥料不足的矛盾，使季季都不能种好，结果多种了反而少收。像这种情况，即使需要，也应当暂时不改。根据需要考虑改革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到主观力量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到客观条件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要在充分分析主客观可能条件的基础上，通盘筹划确实需要的各项改革，分类排队，分别进行。需要办又可能办的就坚决办，需要办但不可能办的就坚决不办或者缓办。这并不意味着“慢慢来”，恰恰相反，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改一件成一件，扎扎实实地前进，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会变成少慢差费。
农业技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农业的产量由不稳定到稳定，并在产量比较稳定的基础上，争取增产。因此，衡量一项改革是否正确，主要标志就看是否达到了保产和增产的要求。有个别改革，因为情况特殊不能当年收益，甚而会影响当年产量，一待改成收益很大，这种情况是允许的。但是一般地说，如果改革的结果不是保产和增产，而是减产，那就以不改为妙。这里不是改革本身有问题，而是人们在执行改革当中有问题，在这种时候，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缺点，提高认识，然后再干。
不断改革和一定条件下改革的限度的关系，一项改革和周围其他各项改革的关系，大胆改革和因地制宜的关系，改革和继承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这五方面的关系，和这五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矛盾的统一。在矛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五方面的矛盾，必然要以这个或那个矛盾为主要矛盾，其他都属于次要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无论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势均力敌的情形是暂时的相对的，因此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的发展中起主导的作用，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矛盾的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经常地互相转化。例如，在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开始进行的时候，主要矛盾可能是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其他的则是次要的矛盾。一旦把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解决之后，运动展开了，其主要矛盾就可能转化为改革和继承之间的矛盾，或其他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在技术改革基础很差的地方，运动开始，矛盾的主要方面可能是保守思想，不敢大胆地改、坚决地改、积极地改；通过发动教育，解决了保守思想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可能转化为不讲条件，盲目乱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经常转化的，人们的主观努力，也应随着它们的转化而转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代表了工作中的主流，矛盾的主要方面代表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抓住了工作的主流和事物的本质，只要把主流的问题和本质的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实践中，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工作中心，所谓抓住中心，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法上，我们的根本经验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凡是没有把握的事情，都要先作小面积的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不成功就不要推广，不要贸然行事。种试验田的方法，是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的第一步，是取得直接经验的第一步，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找出各种不同改革途径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推行技术改革的时候，还要继续坚持走群众路线，遇事和群众商量，否则，即使已经试验成功的最好的改革，也会由于是干部在那里包办代替，而得不到好的结果。这就是说，有些改革虽然可以推广，但是由于多数群众没有亲自参加试验，暂时还不接受，或者多数群众还没有掌握这项改革的技术，就不可勉强推广，而要继续组织广大群众参加试验，由一点试验到多点试验，用事实教育群众，把技术交给群众，待广大群众接受了这项改革并且掌握了这项改革的技术之后，才可以全面推广。群众性的开展技术改革的试验，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良好方法，不但可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还可以使新的技术通过实践而补进新的内容，使之更为完善。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领导农业生产，尤其是领导人民公社化以后的集体农业生产，我们才开始入门。这是一门学问，有许多东西我们是不懂的。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既不懂而又不学。只要我们“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向谁学？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要向广大群众学。此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也是一种学习。过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是今后工作的窍门和潜力，只要我们找到了工作中的窍门和潜力，有了方法，就会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