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的芬芳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泥土的芬芳
艾咸
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血肉相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简单再版。毛泽东同志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句话，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对现实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反映，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地指出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在文学艺术创作里，典型化是文学艺术家所依靠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不过，真正能掌握这种艺术手段，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任务，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于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来说，这里当然首先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生活，概括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不具有高尔基所说的“比别人更饱和着经验——人生底知识，而且由于经验底重压，具有着把自己的印象装饰在形象里面的本领”，那么，或者是没有劳动对象，或者是劳动对象的“原始材料”掌握得不充分、不丰富，不深、不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修养的作家，也无法运用典型化的手段。
读过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人，都不能不佩服它的作者梁斌同志对于农村生活是那样熟悉——熟悉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村的斗争生活，也熟悉旧中国农村的祖祖辈辈的斗争史和血泪史，大概也正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体验里有这样一座丰富的宝库，他才不仅能创造出一个交流着历史和现实丰富斗争经历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典型——朱老忠，而且创造出一大批性格不同的旧中国农民的群像，如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等。
透过锁井镇上这些不同性格的农民群像的生活和形象的画面，你仿佛真是生活在冀中平原的村落里，呼吸着浓烈的泥土的芬芳气味。在这里，我们不谈这些大问题，只谈一个小例子。《红旗谱》卷一第二十三节，在运涛入狱、老祖母逝世、严志和出卖宝地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宝地’卖了”江涛才问这么一句，又停住。……严志和说：“这是你爷爷流着血汗留下的，咱们一家人凭它吃了多少年，像喝爷爷的血一样，像孩子吃奶一样呀！老人家走的时候说：‘只许种着吃穿，不许去卖。’如今，我把它卖了，我把它卖了！今天不是平常日子，我再去看看它！”
涛他娘说：“天黑了，还去干吗？你身子骨儿又不结实。”
江涛见父亲摇摇晃晃走出去，也紧走两步，跟出来。……走到小渡口，上了船，江涛拿起篙来，把船摆过渡。父亲扶着他的肩膀，走到“宝地”上。
“宝地”上收割过早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垅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小花儿。脚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像是有弹性的，柔软得像踩在发面团上走路，发散出一种青苍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跪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江涛在黑暗中，也没看见他是在干什么，叫起来：“爹，爹！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啦！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气味！”
江涛一时心里慌了，不知怎么好。冯老兰在父亲艰难困苦里，在磨扇压住手的时候，夺去了“宝地”，他异常气愤，说：“爹！甭难受：早晚我们要夺回它！”
严志和瞪出眼珠子，看着江涛问：“真的？”冷不丁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土地，土地，它就是封建的小农经济的旧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多少人像梁三老汉（《创业史》里的人物）那样为了得到几亩土地，辛勤劳动一辈子，结果换来的仍然只是肩背上的死肉疙疸；多少人为了土地的被夺而上吊、抹脖子。因此，旧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厚的感情，是包含着生命的感情，有着辛酸血泪的内容。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文学描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是特别丰富的。但是，能够像《红旗谱》写出了这样震动心灵的场面，却也还是少有的。
看了这样一个场面，你真像置身在这块黑油油的宝地里，也呼吸到那“青苍的香味”，体验着严志和或者严江涛的感情经历，从内心里激荡着爱和恨。……
用吃土来表达对失去的土地的恋和爱，这或者只能是严志和这个朴实农民的感情方式，换个朱老忠，他不会这样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这段震悸心灵的性格描写，却又是旧中国农民对土地感情的深刻的典型的写照，因为它是那样突出地概括了这种深厚的、强烈的感情。
当然，在《红旗谱》里，这种激动人心的农村生活、农民性格的描写和刻划，是它全书的特色，但仅仅就这个小例子来看，我以为，如果梁斌同志没有农村斗争生活的丰富的经历，没有和农民心贴心地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就不可能对他描写的生活和性格，做出这样高度的概括，典型的写照。
我们不很了解梁斌同志对于这样一个细节的构思过程，只知道作者是把严志和的性格和朱老忠的性格相对照来写的，是把严志和作为继承了他父亲严老祥的“软善”的“传统性格”、“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见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很明显，这样一个细节描写，也是强烈地表现了严志和的“软善”的旧中国“地道农民”的性格。但是，尽管这是一段非常个性化的描写，而和同类作品同类描写比较起来，又不能不承认，这种生活、这种性格、这种感情，在这里是做了更高的艺术概括，可以称得起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那样撼动人心的力量！
典型化，这确实是文艺创作上常见的术语，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却不只是作家要经历一段创作甘苦的问题，它还必须包含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典型化的“创作过程”。典型化，意味着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对待生活的素材，也意味着必须以丰富的感性资料作为基础。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艺术又毕竟不是生活的简单的再版，它需要选择、提炼、集中、概括，需要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创造艺术的真实，像蜜蜂酿蜜一样；蜜蜂是从各种花里一点一滴地采集最必要的成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