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讨论《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史学界讨论《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
关于东汉于吉的《太平经》（《太平清领书》）一书的性质及其同张角的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经》反映了起义农民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农民道教的经典”或“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中，认为张角的太平道的“教法”在现存的《太平经》中“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影子”。在《太平经》中，也片断地透露出起义农民的反抗意识及其对统治阶级的咒诅与仇恨。1959年4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侯外庐主编、张岂之等执笔的《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一书中，更明确地称《太平经》为“农民道教的经典”，认为张角的太平道的纲领“通过宗教的教义模糊地折射出来”。在关于曹操的历史评价的讨论中，有的文章也有这种观点。袁良义在其《黄巾起义的作用和曹操的历史地位》一文（195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中，徐知在其《汉末农民起义与曹操》一文（1959年6月25日《光明日报》）中，也说太平道的太平世界的理想，在《太平经》中反映出来，就是没有剥削，同等劳动，各取所需。杨宽在《学术月刊》1959年第九期发表的《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一文中认为，现存《道藏》中的《太平经》就是太平道的经典《太平清领书》。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在理论上就是根据《太平经》的。《太平经》的“太平”社会思想，是要求实现“大平均”。《太平经》还提出了“民为本”的说法。
在此以前，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三联书店1955年版）中就已经说，于吉的《太平清领书》是当时农民阶级的“圣经”，所以它成了张角的太平道的教义。但是，吕振羽认为现存的《太平经》是不足凭信的。后来吕振羽又在其《简明中国通史》一书中说：从现存的被篡改和伪造的《太平清领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原始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
与上述看法相反，一种意见认为，《太平经》充满着反动内容的宗教教义，不是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戎笙在其《试论《太平经》》一文（《历史研究》1959年第十一期）中说：《太平经》除了大量的奉天地顺五行的宗教迷信之外，直接涉及到人间生活的，无非是宣扬忠君思想，宣扬安贫乐贱，为剥削制度作辩护，用宗教教义麻痹群众的斗争意识，并主张采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因此，这部书是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的。并且，戎笙认为《太平经》的“太平”世界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是不能解释为“没有剥削，同等劳动，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的。此外，戎笙认为张角不一定有过《太平经》这部书。即使张角确实有了《太平经》，他也未必就以它作为经典。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在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黄巾起义之所以披上了道教的外衣，不过是因为借道教在群众中的影响，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因素，并掩护其领袖的活动。
在此以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曾经涉及上述问题。范文澜说：《太平清领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其中是没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言论的。张角的太平道虽然起着发动黄巾军起义的作用，但它不能说是反抗黑暗统治的宗教；黄巾军虽然蒙着道教的灰尘，但它的本质依然是正义的农民战争。
除了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以外，还有人认为《太平经》并非一人一时所作，所以其内容是杂糅不纯、自相矛盾的。王明在1960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经合校》一书的前言中说：《太平经》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宗教唯心论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但其中一些篇章也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观点”。其原因是《太平经》并非一时一人所作。至于《太平经》同黄巾起义的关系，王明说，它的进步的思想部分对张角、张鲁等“也有所启发”。
（中华书局哲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