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波——记最早的一个无线电地下训练班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地下电波
——记最早的一个无线电地下训练班
曾三
1930年12月17日，我们党在上海“法租界”举办的一个无线电地下训练班，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破获，方仲如、张沈川、陈坦、苏刚达等二十位同志被捕了。这件事，到今年12月17日正是三十周年。前几天，我们几个曾经在一起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在首都聚会，大家谈谈那时的一切，觉得对自己很有教育意义；同时，回想起在国民党监狱里牺牲了的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谢小康等同志，大家都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
1928年，党中央为了加强与各地党组织的通信联络，决心要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找了两个大学毕业的党员分别学习机务和报务。但是这两个同志原来都不是学无线电的，白手起家，要克服的困难很多。学机务的是李强同志，他同几个无线电器材商人建立了联系，自己又开了一个小商店，到1929年，他掌握了这门技术并发展了几名助手，自己就能制造收发报机了。学报务的是张沈川同志，他先到国民党办的一个训练班当学生，毕业后回来训练自己的同志。到1930年，在上海的党中央就建立了电台，能够和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等党组织通报了。当我们第一次在机器上听到对方信号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兴奋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党中央又以几个分散学习的小组为基础，成立了一个较大的训练班，为当时的苏区和红军训练无线电工作干部。这个训练班住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对外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就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最早的地下的无线电技术训练班。
当时要想派较多党员学习无线电通报技术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当时的“尖端”技术，学校和工厂都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得到学习机会的。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掌握这门技术。当党说明情况，调我们去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时候，虽然大家还不知道它的深浅，但是只要知道任务重要，无不乐于接受。我到住地后，只知道一块儿学习的有好几个同志，但是除了同住过的几位同志以外，其余的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的教师是张沈川同志一人；我们的校舍就是我们两个人住的一个亭子间。如果说以后的“福利电器公司”还可以称为一个训练“班”的话，我们这一批恐怕就很难叫做“班”了。譬如伍云甫同志比我先到，他还教过我，而王子纲同志又当过伍云甫同志的教员，以后我又帮助过另外的同学。既没有集中的教室，又没有班长，当时也不曾把它叫做“班”。
在学习中间，我们用的是些什么教具和仪器呢？当时党的经费困难，不可能购买机器，即或是有机器也不能随便搬来搬去，更不好公开摆在桌子上，因为那时候普通人家还没有收音机，亭子间的住户更买不起这种家具。所以我们在最初几个月只有一个手键、一个蜂音机、两枝铅笔和几本拍纸簿，天天练的只是打手键，“地——地——达”，听听抄抄；三个月以后才用上一个矿石收音机，练习收听空中的电报信号。一个教员走了东家到西家，一家顶多能教两小时，同学之间不可能集体研究，像我这样的人，对无线电原理，以前完全不懂，自学起来很是困难。只有当我们被调到电台准备接受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见到收报机和发报机，开始学习机务。在当时党给我们这样的学习条件，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在目前来看，不是过于简陋了吗？
由于秘密环境和人手不足，工作是很困难的，一个人什么都要干，还要防止敌人特务的袭击。环境的每一点小变化，都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有一次我们电台的邻居失火，这可把我和毛齐华同志急坏了。我们把机器和家具都搬出弄堂，又怕被人发觉，不搬出去让消防队来抢救，机器被发觉了，问题更大。后来虽没有发生问题，我们却出了一身冷汗。有一次张沈川同志得了伤寒病，但是每天晚上仍要照样工作，使得病情长期不痊愈，医生也怀疑起来了。诊断没有错，处方也是对的，别人的病都能治好，为什么你的病还不好呢？真是不好找什么词来欺骗这位医生呀。张同志后来又坐牢了，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天我们聚会在一起，还为他的六十大寿祝贺了一番。
我们的生活是不安定的。我们靠党的津贴生活，而党的经费来源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每人每月发八元或十元的“生活费”，除了吃饭以外就剩下很少了。有时党的经费困难，连这个数目也发不下来。我们要订一份报纸，还要剃头、洗澡，买些手巾、袜子、肥皂、牙粉之类，这点津贴的确是不够用的。至于看电影、看戏，那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不但经济条件不许可，而且在影院、戏院还怕暴露自己，有被敌人跟踪的危险。
我们每天上菜场，总只买些洋芋、萝卜、白菜、海带、豆芽之类。这些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坏，但是房东太太却十分注意，有时还要问：“你们为啥这样节省呀？”我们怕露马脚，如果买了一、两毛钱的肉，也一定把它放在菜篮子的最上面让她看到。过端阳节的一天，恰巧无钱又无米，当也没有东西可当。到了十点钟我们还未举火。房东上来对我和伍云甫同志说：“两位先生，今天过节，你们吃啥好的？”这句话也许是邻居们一般的闲谈，却使我们听了异常烦恼。老伍回答得好，“今天我们有一位朋友请吃饭，所以自己没有做。”我们两人马上出门“赴宴”——实际上只是到邻近的万国公墓（即今天的静安公园）转了几圈就回家来。午后才由张沈川同志送来一元钱，一人吃了两碗阳春面，其余的就买了米。
1930年秋季，成立了较大的训练班以后，学习和工作的条件好得多了，首先是有了各种机器和零件，学报务的同时也学机务了。同志们的政治、组织生活也活跃得多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样做，毕竟对于地下党是不适宜的。在它被敌人破获之后，只好仍旧回到分散学习的老路上去。敌人虽然疯狂恶毒，给了我们这样严重的打击，党中央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络，终于都在1931年建立起来了。以后我们在红军里大办训练班，机务、报务人员都可以由红军派出去，这样就便利得多了；但是这时敌人已更加狡黠，电台工作的环境也就更加艰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