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梁斌同志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
——梁斌同志访问记
《文艺报》记者
本刊记者就文学作品的民族化问题访问了梁斌同志，希望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谈谈有关的几个问题，承他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梁斌同志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越是发展，也就更加迫切地要求文学作品的民族化。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新鲜活泼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文学应该继承民族传统，创造适应社会主义内容的新的民族形式。
解决民族形式问题，不能就形式论形式，不可避免要涉及内容问题，也不能只从定义和概念出发，最好从创作实践谈起。让我们根据创作实践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罢。
民族形式的主要问题是语言问题，其次是章法和结构。
文学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广大工农群众的语言。广大工农群众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在阶级斗争中，以至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很多表达力很强的、新鲜活泼的语汇，那是文学语言的可贵的原料。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水浒传》和其他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都吸收了群众语言这种原料。即便是描写贵族生活的《红楼梦》和《西厢记》，也运用了大量群众语言。元曲中也运用了不少的群众语言。这些语言中的精华部分，我们今天还可以吸收。此外，工农群众的语法结构，也能使文学语言增加新鲜的特色，为广大群众乐于接受。
但是，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我们民族语言的基本语汇虽然很少变化，但它们仍要起着新陈代谢的作用。旧的、过时的、失去了社会意义的部分，逐渐要被淘汰。同时，为了描写新的时代、新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必须吸收新的，活生生的群众语言。这是社会主义文学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文学作品民族化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很大作用。没有经过提炼加工的、概括性很强的文学语言，没有为广大群众所习惯的语法结构，就不能使文学作品进一步民族化。
我们问梁斌同志他自己是怎样解决着这个问题的，他说：两条道路我都走过。我曾经记录过我所爱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语言，也曾用心地在生产斗争中、在阶级斗争中注意记录我所爱好的群众语言。开始时，我是走了第一条道路，以过去别人用过的文学语言为基础，吸收群众语言，组成我所使用的文学语言。但是不好，因为它比较陈旧，写出文章来使人有暗淡的感觉。后来我又回转头来，以群众语言为基础，吸收古典文学及新文学中好的语言，结果，语言显得新鲜活泼，便于描写农民群众的生活，便于描写新的英雄人物和新时代的精神面貌了。怎样才能学好群众语言呢？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不论学习古典文学及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或是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都不能就语言学语言，不能把学习词汇、语法和活生生的生活与人物分离开来。语言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作为文学形式的语言离不开内容。语言是劳动生活的产物，必须到劳动、到斗争生活中去学习。必须深入群众生活，具备群众的思想感情，熟知群众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才能学好群众的语言。
除了语言以外，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对于民族化，也是个要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就要涉及文学作品的内容。要使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浓厚，首先要熟悉人物，熟悉人物性格，熟悉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熟悉人物的感情和表达感情的方法，生活方式、动作和语言，熟悉一个地区的地理人情、风俗习惯。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写什么地方的人像什么地方的人，写什么行业的人像什么行业的人。人物的精神面貌越是写得细致入微，维妙维肖，越能够使作品接近民族化。此外，要熟悉人民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的描写最能使文学作品带上浓厚的民族化的味道。我从少年时候开始，最喜欢读描写各民族风俗习惯的书。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风俗习惯出现。
一个作家要想熟悉更多的人物性格、地方风光和地方风俗习惯，只有认真地执行党的指示，长期到群众中落户生根。“四同”的工作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把作家下放到地方，是英明的组织措施，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走马观花、下乡两三个月回来写短篇，下放一年回来写长篇的工作方法，为了完成突击性的任务也许是可以的；但为了写出内容更深厚的作品和根本解决文学作品民族化的问题，就非常不够了。根据做党政工作的同志的意见，一般地了解一个地区的情况、了解一个地方的干部和群众，需要三年时间。这只是为着做一般工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是不够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岂不成为《地方文学》，使广大读者不易了解了吗？不，从历史上看，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不会妨碍一部作品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黄胄同志的画，画的是维吾尔族的生活，可是各族人民都喜欢。《刘三姐》写的是僮族人民的斗争生活，现在不是成为全国人民的财富了吗？当然，假如一个作家单是把自己局限在生活基地，没有面向全国，关心全党全民的革命事业，不是站得高一些，望得远一些，这个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只有把作家观察理解生活的深度和高度、广度结合起来，那么，即使他写了个别地区的生活，同样能够成为全民的、甚至受到外国欢迎的文学。这里也可能涉及方言使用的问题。使用方言是为了丰富文学语言，方言可以加浓作品的地方色彩，但有地方色彩的作品，也不一定完全要使用方言。地方色彩浓厚，是为了更深刻地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使作品更加民族化。
人物性格、精神面貌、风俗习惯、地方风光，是内容，也是形式，是广义的形式，两者互相为用，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而这些内容最能够透露到形式上来。
表现方法、章法和结构，也是和文学作品的民族化有关系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叙述和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中国小说多用粗线条的勾勒来写人物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工笔描写人物性格。前者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我个人不喜欢用工笔的方法，它容易流于繁琐的叙述和冗长的心理描写。但我又觉得粗笔勾勒还嫌不足，还可以加上一些必要的叙述和一些细致的描写，以补不足。
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才能使我国文学作品民族化，我觉得周扬同志在第三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要独创！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各人有各人的斗争历史，各人有各人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党的领导下，各人要在实践中摸索一条文学创作的道路，各人要有各人使用的一套文学语言，——百花齐放。
（摘自《文艺报》196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