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掉的记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不能忘掉的记忆
杨沫
夜晚，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风，狂怒地撼动着楼上的玻璃窗，发出阵阵呼呼的响声。在微暗的淡绿色的电灯光下，我一个人独坐沉思起来。生活——遥远的、深深地烙印在心上的生活，拂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又鲜明地历历在目地出现了。我多么爱那些生活呀，它们给了我美好的青春；它们锻炼了我的意志；它们带给我一种军人的自尊与荣誉感……于是血液微微地激荡起来，使我忍不住地提起了笔。
这是1942年，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背着背包，从晋察冀的阜平华北联合大学起身，一个人在崎岖的山路上，接连走了四天，黄昏时候，当我满身灰尘、拄着一根枣木棍子累得一溜一拐地走进易县的南独乐村的时候，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目的地到了，我找到十分区政治部了。我很快换上了棉军装，戴上军帽，腰里紧束着皮带。立刻，我变成了一个“小鬼”样儿的军人。这是我第一次参军时的顷刻，记忆中它永远是那么新鲜而亲切。
我原是冀中十分区的地方干部，现在转到了十分区部队上工作。那时，日寇正疯狂地向敌后进攻，冀中和十分区地区遭到了敌人残暴的占领和分割，十分区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就在5月1日“大扫荡”后，来到一分区易县暂时休整。
在这些日子里，活跃的军事生活，在我的脑际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清晨，当乳白色的晨雾还在村子上空凝然浮动的时候，大操场上司令员周彪同志已经率领着司令部和政治部等直属队的人员跑起步来。冲破寒风，冲破晓雾，“一、二、三、四”雄壮的呼声震动着山村和田野。跑着，跑着，我们一个个的头上都冒出了热汗……。不，我不想多描述这些了，使我激动、使我沉思的不只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一些和我一同度过最艰苦岁月的人，是一些在战斗的空隙平凡而细微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是这样激动着我，我仿佛又回到了那艰苦的日子里……
我的工作是在政治部宣传科编《烽火报》。《烽火报》是个小型的油印报纸，主要报道十分区的部队生活。每天清早起来跑步出操回来之后，吃点稀粥，我们便坐在老乡一间狭长的房子里，在一块大木板支起的桌子上开始看起稿来。
当时，生活很艰苦。我长期发着疟疾，发起来，只能倒在老乡的炕上。这样常常在开饭的时间不能去吃，同志们就把玉米饼子给我留下来，并给我留着满满一缸子稀饭。可是刚发过疟疾的人凉饼子和冷粥怎么吃得下呢？这时，我的房东——一个中年寡妇，有一次却给我熬了新鲜的小米粥燉在锅里，等我发过疟疾让我吃。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场面：我支撑着瘦弱的身体坐在炕上，手里端着一碗热烘烘的鲜美的小米粥深情地望着大婶那张只有四十来岁然而已经布满皱纹的黧黑的脸，这时她也望着我，和我一样，她的眼里也有喜悦的光芒在闪动……
尽管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我们这一伙年轻的八路军总是那么朝气勃勃、那么奋发愉快。夜晚，把稿件处理完毕了以后，我们常常围坐在半明不灭的炭火盆旁，有人伸出大手在火上烤着，有人安静地用火筷拨着火。于是我们谈起了国内外的形势，报纸的编辑工作，最近几期报纸的版面安排。谈话的内容是广泛的，有时我们也谈起文学艺术，将来创作的希望，而更多谈的还是对于日寇暴行的仇恨和对于革命胜利的憧憬，那是多么愉快、多么富有诗意的夜晚呵！围坐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微弱的豆油灯光映出了一张张兴奋的脸。我们的科长，中等个儿，军装在他身上永远是整整齐齐，圆圆的深邃的眼睛也永远是从容不迫。他是个沉毅果敢的年轻人，工作的时候很严肃，要求我们很严格，可是工作一完，他也有说有笑，常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有点怕他，可是也都喜欢他。在漫长的风雪之夜，他和我们围坐在炭火旁，比较沉默，讲话不多，可是无形中却形成了一个核心。我们宣传科和报社的同志分外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好像一个小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虽然生活艰苦，然而没有人发一句怨言，没有人叫一声苦。
春天到了，1943年的春天，是个美丽的富有意义的春天。敌人在冀中的“清剿”和碉堡政策，在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愤怒抗击下，陷入了兵力分散，拔不出泥脚的境地。经过了短期整训，我们十分区的部队和部分干部又奉命开赴前方——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去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了。我们政治部宣传科和报社的同志一部分要到前方去工作，一部分人仍需留到后方，继续出报。我是被分配到前方去的一个，当我听到我就要回到熟悉的大清河北，就要和那里的大娘大伯——许多次从敌人刺刀下舍身把我掩护下来的十分区人民，我永生永世是不会忘掉他们的——见面的时候，我高兴，快活得忘掉横在目前的一切困难和危险；可是和将要留在后方的我们报社的同志们分别，和抚育过我的《烽火报》分别，我又很难过。
分别的日子到了，要走的头一天午后，我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默默望着北面狼牙山上抹着夕阳的美丽的峰峦，心中驰向了遥远的大清河北，那里无数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正企盼着我们，好像盼着自己的亲人……想到这里，我的心燃烧起来，恨不得一下子飞了回去；可是，当我回过头望着南独乐这个熟悉的村庄田野的时候，我又有点依恋不舍。这里将要留下关怀我的房东大婶和她可爱的小儿子，这里还留下了我们宣传科和报社的好几个亲爱的同志和我亲爱的《烽火报》……我正胡乱地想着，我们的科长走进来，他把自己珍藏着的一本《鲁迅选集》送给了我，因为他不到前方去，这本书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知由哪个部门油印出来的，我得到这本书，好像得到宝贝一样，珍重地带着它出发了。到前方去，要轻装，我甚至把自己的日记、图章都放下了，可是，我带着这本厚厚的《鲁迅选集》爬过了平汉线上高深的封锁沟，闯过了无数的炮楼，回到了大清河北。
1943年4月，我们一同绕道平西回到十分区的有许多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而其中和我比较熟悉常在一起的是刘义之、孔德辉、马敦来几个同志和一些妇女干部。刘义之、孔德辉、马敦来这三位勇敢的忠于祖国、人民的好同志却在回到十分区不久就把自己的鲜血洒在大清河北的平原上……
风越刮越紧，房间里无线电里的音乐不知什么时候早就停止了，可是我还在想一想。回顾了这些艰苦战斗的过去，突然有一种负愧、羞惭的感觉攫住了我。多少同志倒在大清河北的平原上，我们能忘掉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们么？能忘掉那些艰苦的日子么？“不，不能！”我含着眼泪对自己说。为了纪念也为了感激，我要永不懈怠地生活下去，战斗下去，直到我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