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戏这一朵花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滑稽戏这一朵花
袁水拍
解放前住在上海，却从未看过滑稽戏。那时候，认为这类玩意儿是不值一观的。一半是偏狭，自命为“趣味高级”；一半也是滑稽戏本身确有短处。解放后，滑稽戏和全国其他地方大小剧种一样，得到了扶植和改革，出现了新气象，可是我却离开了上海，看不到了。去年，在全国职工业余会演的一次内部演出晚会上，看到了上海来的一出独幕滑稽戏《两面红旗》。当时看得非常愉快，至今也还没有忘记那些趣味横生的场面。
从说明书上看，编剧和演员不是工人便是职员。出现了一个想法：既然业余的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职业剧团的滑稽戏一定更有足观了。如果这推测靠不住，至少也可以从一个例子得出这样一条：解放后的滑稽戏已经基本上汰除了过去的庸俗低级的渣滓，而成为健康有益的属于人民群众的艺术了。《两面红旗》已完全没有那种有害的东西。它的思想内容是相当好的，不仅如此，那思想内容是通过滑稽戏的艺术形式，颇具吸引力地表现出来的，决不是赤裸裸的东西。
人物只四个。机械厂的两对师徒，竞赛夺红旗。其中一对断了车刀，由于种种原因，非向另一对告借不可。借不借，成为一个关键，直接影响红旗的得失，而在这一特定的场合，“别人的得也就是自己的失”。被借的一方如果把刀借给另一方，简直等于愿意放弃自己的“有利”形势（对方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工具，只能减产），也就是说等于愿意放弃红旗，愿意放弃荣誉。这个关，并不是对任何人说来，都是好过的。也许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里，这是一个相当难过的关，因此在文艺中也成为一个有典型意义、也有戏剧性的矛盾了。在新社会制度下，争取社会主义竞赛的荣誉，本是好事，问题在于动机和手段。它们可以和目的一样纯正，也可以和它背道而驰。以邻为壑，乘人之危，损人利己，难道不可以侥幸达到同一目的吗？争社会主义之红旗，行个人主义之实际，这是不能容许的，却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
剧情就这样复杂地展开了。借与被借的双方（两对师徒）之间展开了斗争。每一方本身（一对师徒）之间也展开了斗争。因为这一对是师傅进步徒弟落后，那一对是徒弟进步师傅落后。应该互相合作的一对，变成了互相斗争的一对；存在着斗争（竞赛）的双方，却要求他们彼此合作，因为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竞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缺点的人得到了改正。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果决不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而是共同进步，共同胜利，共同幸福。竞赛的双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头，而是团结友爱的阶级兄弟。这出滑稽戏就担负了发挥这样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思想的责任。
在这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通过讽刺的艺术形式来进行的。由于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所以讽刺是善意的，决不是冷嘲，一棍子打死。有一点出洋相。观众要对出洋相的人笑，却不至于憎恨他。观众对他留有余地，正因为作者对他留有余地。不仅作者，演员在对待人物态度上也是掌握了分寸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剧中人基本上是好人，一个生产上的积极分子，只有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有些儿自私，把个人荣誉看的太重了一点，而这种思想也正是和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所以应该加以批评，包括采用讽刺这锐利的武器，只要运用得恰当。这何尝是不要讽刺呢？“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以为《两面红旗》里的讽刺就是对付自己队伍的讽刺。是相当酣畅的讽刺，却不失其为和风细雨；是相当集中的讽刺，却“不伤感情”。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感到应该从中学习怎样运用对付自己队伍的讽刺，改造自己的立场，端正自己的态度，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作为观众，我感到应该从中体会不要“一般地反对讽刺”的道理，不要一看见讽刺就笼统地加以否定。手边没有剧本，不能摘引那些讽刺的对话来作为例证。由于笔钝，更无法形容演员们的那些逗人笑乐的（却不是无聊的、低级的）表情动作。
看了这出戏，觉得滑稽戏不是不可能成为相当高的一种艺术形式。至少就这一出戏而论，应该说它是一种正经的、有思想教育意义的艺术。剧中有这样一些我认为是警句，记下来也许可以帮助说明我之所谓“正经”的意思。剧中有缺点的人物从自己的经验中概括出下面这句话：“刀就是红旗，红旗就是刀。”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说：“红旗不管是你得我得，都一样。”当对方怀疑这种“不可理解”“不近常情”的行为时，他听到的答复是：“就是为了竞赛，我才把刀借给你。”作为艺术语言也许要嫌它们形象化不够，离开了舞台，更失掉了光彩，但在剧情进行中听起来，这些话是相当精炼的。
记得有一二处印象相当深的地方。
被批评的徒弟阿毛终于被自己的师傅老周说服了，他把刀送去借给竞赛的对方老李师傅。问题似乎解决了，却仍生波折。原来，阿毛是口服心不服，送刀是勉强的。因此，送刀的那副不情不愿的神气，使对方受不了。好事引起反感。这曲折一面使戏有波澜，一面也说明了思想问题急切是不易彻底解决的。既然思想挖得深了一步，因此批评也就深了一层：改正必须真正改正。这就是艺术上的所谓深刻吧？把矛盾解决得那末容易，看起来像一根直线那样简单，应该说，就是艺术上的所谓肤浅。这种表现，在生活中，也在艺术上，都不能算是真实的。
在被借的一方，阿毛是送刀，总算是正面现象，实际上阿毛却没有真正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对方老李师傅的徒弟阿珍，是借刀，似乎是得别人的好处，为自己争利，实际上却是为了整个厂、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理正事端，所以她不避嫌疑，无所顾忌，没有个人打算。在这里，受的一方比给的一方还高明。相反，老李师傅却有些个人打算，他认为应该“清高”，不肯“低头”，怕向对方“认输”。在他的心里是：这样去夺红旗还行？老子宁可不要！这对于个人说来，固然争了口气，对社会主义说来，难道不是损失吗？避社会主义之利，和趋个人主义之利，有什么上下床之别呢？这种心理状态不是刻划入微，很真实、典型、深刻吗？透过表面突进一层地去写，对照起来相映成趣地去写，戏剧效果是好的。
当然，称赞这出戏决不等于说它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这是个小戏，篇幅有限，要说有多大丰富的内容，也是不切实际的，有些地方也还可以斟酌。举一个例：我以为最后的结尾不够充沛有力。两位师傅，竞赛的双方，最后释嫌和好时，演员双方拥抱，说了一句类似到底是老朋友之类的话，就闭幕了。“老朋友”三个字有多大的内容呢？从前是“老朋友”，现在仍旧是“老朋友”。这一场思想斗争有什么意思呢？戏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戏的主题——要以共产主义风格来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似乎在这里反而冲淡了。
剧中大量地运用了具有地方、社会色彩和职业特点的语言。它们加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是这出戏之所以妙趣横生的原因之一。当然，跟着来的是地方语言的局限性问题。滑稽戏是用上海方言和其他南方方言演出的。要推广到外地，不改编为普通话是有困难的。改编可能更好，也可能造成一些损失，但至少不应低于原剧，这是应该可以达到的。
这出戏的演员也不差，特别是演阿毛的演员。说明书上写着他是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钳工周瑞兴。在舞台上，这个人物很有性格。这位青年工人常常自言自语，集中精神于内心斗争，眼睛不大看台下，也不大看台上的对手。思想情绪的剧烈变化表现在面部的生动表情上。他容易激动。主观主义。自我中心。他机灵，爱面子，却又舍不得丢掉个人的东西。只是不断地企图掩饰自己的弱点。进一步，退半步。有许多尴尬的场面。但自私自利的东西毕竟难挡周围的正气。他所处的是新社会。戏表现得很清楚。并不见得批评、讽刺了一个工人，就是污蔑工人阶级全体。他的演技博得了许多观众的称赞。那另一位徒弟阿珍，则是新型的人，健康，进步，和阿毛形成鲜明的对比。演员是鸿翔兴船厂图书馆管理员王英瑛。老李是天祥时装商店会计周德麟演的，他演出了人物的性格。演老周的，是工商电池厂冲床工何志强。我想主要是由于他们熟悉生活、熟悉他们所扮演的那些人物，由于他们有坚定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由于他们在演技上用心锤炼，因此演得称职。当然，首先还是剧本好，而剧本也是他们自己编的，主要的编剧就是那位演阿毛的钳工。
滑稽戏这一朵花是会有它的美妙发展前途的。
（1961年1月8日追记）
（附图片）
上海大公滑稽剧团演出的《三毛学生意》的剧照：三毛思索着师傅教给他的理发“生意”——“这是冬瓜头还是南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