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四同”是领导生产的好方法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实行“四同”是领导生产的好方法
中共颍上县委第一书记　赵平
从去年春天开始，中共安徽颍上县委为了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全县约85％的干部派往农业生产第一线，其中大多数人以两年或三年的时间蹲点包队，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其余的人则轮流组织工作队、组，以一个月、两个月或一季的时间，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巡回检查，或驻社、队、组帮助工作。大批干部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后，都按照党的要求，实行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是领导生产的最好方法。
把干部派往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实行“四同”，既解决了干部深入下去的问题，又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力量。以中共颍上县委来说，自从实行干部大批下放以来，绝大部分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经常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既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这样，他们就不但可以通过“四同”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第一手的材料，因而对情况了解得深、了解得透；而且每当上级有新的指示下来，他们都亲自主持传达布置，亲自参加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另一方面，基层领导的力量也大大地加强了。现在每个公社驻有两名以上的县委委员，每个生产大队驻有两名以上的公社党委委员或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个生产小队都驻有一名大队党总支委员或国家干部，而且这些干部都是比较长期地住下来，分工包干公社、大队或小队的工作。毫无疑问，把大批具有一定政策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派往基层，这就为培养和提高基层干部，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迅速地和群众见面，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过去，党的指示、决议的下达，一般都要经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再到群众，由于层次多，再加上干部受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因而不但不够及时，有时有的干部甚至把政策的精神说走了样。自从大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下放第一线以后，我们已经做到不但情况一手摸到底，而且党的政策也一竿子插到底。一项决议或指示从县委到群众，一般只要一个上午或一两个小时以后，就能在全县见诸行动。例如，同是一个小秋收问题，前年县委通过电话会议布置了两三天以后，许多地方还没有行动起来；而去年县委把电话会议一直开到生产大队，下放在第一线的干部集中在大队听过以后，立即各回各村动员和组织群众。上午开的电话会议，下午全县就有六万人参加小秋收，当天就采集了各种物资一百多万斤。
第二，干部的政策观念加强了，党的政策能够不折不扣地付诸行动。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行动的准绳。而政策主要是通过干部去贯彻执行，因此干部对待政策的态度如何，他们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是高是低，对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应当承认，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是愿意认真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但是，也有少数干部的政策观念不强，只知完成任务，而不注意执行政策，或者虽有认真贯彻政策的良好愿望，但是由于水平不高，对政策的理解不全面，贯彻执行得也就不够好。因此，提高干部的水平，增强干部的政策观念，这是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加以注意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县把大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下放到基层以后，这方面的工作也已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例如在养猪方面关于公养私养并举的政策，过去就有少数地方的干部由于理解得不全面，往往只强调公养，而忽视了私养。下放干部就帮助这些地方的干部全面地贯彻了这个政策，从而加速了全县养猪事业的发展，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生猪的头数就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再如，评工记分，这是在现阶段执行人民公社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有少数地方执行得不经常。在下放干部的帮助下，进一步贯彻执行了这一制度，就提高了这些地方的社员出勤率。
第三，干部能因时因地贯彻党的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党的政策固然是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是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可能完全一样，因而干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就应当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精神的前提下，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措施。我县自从大批下放干部，普遍实行干部和群众“四同”以后，由于大大地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又使干部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对情况看得清，摸得准，所以政策具体化的工作也就做得更好，避免了一些生搬硬套和机械执行政策指示的主观主义的做法。例如，去年秋季收割黄豆时，谢桥公社党委布置各生产大队熟一块收一块种一块，做到块块清。可是龚集生产大队的黄豆品种复杂，有大红豆，有本地豆，两者的成熟期相差七、八天，而且是混合种的。如果采取块块清的收割法，就会把没有熟的收了，或者让已熟的等没有熟的，抛撒籽粒，造成减产。下放在这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了解了这个情况，又在和社员同劳动中，征求了社员的意见，便采取了熟一片收一片、熟一垅收一垅的方法，不但没有减产，而且由于收得细，全大队还多收黄豆三万多斤。像这种具体措施，不深入群众，光坐在机关里是想不出来的。
把干部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坚持实行“四同”，这对干部也是很好的教育和锻炼，既使他们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深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进了思想作风；又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实际工作的能力。这就不但更加激发了干部的工作热情，而且使他们有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我县绝大多数下放干部的表现是很好的，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一般干部，都自带镰刀、锄头和粪筐等工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和社员一起干活，住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社员一起到食堂吃饭。他们遇事认真负责，克勤克俭，关心群众的生产，也关心群众的生活，凡是群众要求他们办而又能办到的事，他们都尽力去办。例如，县委机关的柴宗玉同志下放到谢桥公社郑庄子生产大队担任党总支书记，穿草鞋，背粪筐，坚持和社员一起劳动，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有一次他住的房子漏雨，他便联想到社员的房子也可能有漏雨的，于是冒雨带领全大队的干部，分村挨户地进行检查。查的结果，全大队有二百零九间房子漏雨，他立即组织一部分劳力，用十多天的时间帮助群众把房子修缮好了。这个大队在他的领导下，不到半年就变了样，去年秋季作物的面积比前年扩大一千多亩，已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群众对他亲如家人。干部的这种模范行动和踏实肯干的作风，使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社员的出勤率和劳动生产率普遍地提高了。同时，干部在实行和群众“四同”的过程中，都交上了不少知心朋友，更加熟悉了农村的情况，学会了许多领导生产的本领，使领导工作更加做到了从实际出发。这就使他们在和群众“同”的中间做到了“不同”，更好地发挥了对生产和工作的领导作用。
例如，安徽省商业厅的处长黄敬波同志，下放到我县陈桥公社南陈生产大队任党总支书记，和社员相处得很好。在地里干活时，社员就教他锄地，教他插秧，教他怎样识别水稻品种以及如何给水稻灌水和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技术。去年夏天插秧时，这个生产大队有二十多亩田插的是早稻品种秧苗，秧苗有点苍黄，大队的稻改技术员便认为秧苗已老，长不好，硬叫拔掉它，另插别的品种的秧苗。黄敬波同志在农民朋友的帮助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实践，已经学会了一定的栽培水稻的知识。他认为已插的早稻品种秧苗还未起节，还没有老，肯定可以正常生长；如果拔掉重插，既浪费劳力，又推迟了季节，便决定不拔。结果到收割时，未拔的比拔了重插的每亩多收二成左右，而且还早收二十多天，早腾出了茬口。
再如，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波同志，在下放一年多的时间内，已经交上了七十多名社员知心朋友，有老农，有技术员，有种菜能手和植棉能手，有饲养员。这些朋友积极地向他反映情况，热情地帮助他学习生产技术。他担任六十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不久，发现大红豆比本地黄豆的产量高三分之一左右，而且籽粒大，出油多，又耐旱耐涝，可是群众不愿意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请教了他的朋友，才弄清原来是大红豆的成熟期比本地黄豆要长十天左右，茬口腾出来的晚，会影响种麦。他经过同农民、技术员和基层干部一起种试验田，证明采取早播、多锄等办法，可以提早大红豆的成熟期，不会影响种麦。于是去年这个公社便大力推广大红豆品种，由前年的六千多亩扩大到五万五千多亩，使全公社多收二百多万斤粮食；而且大红豆的豆棵大、枝叶长，还可多收柴草一千多万斤。现在，李波同志对大红豆的播种、管理、收打、留种、储存等已有了一套成熟的经验，农民都称他为“大豆行家”。在李波同志的影响下，全公社干部掀起了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的高潮，原来全公社懂得或者半懂得农业生产知识的干部只有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增加到95％左右。
事实有力地证明，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并且坚决地实行和群众“四同”，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把领导的经验和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干部增长知识和才干，因而使领导工作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最好的方法和制度。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的这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好制度，争取今年农业收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