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一课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终生难忘的一课
王国清
1949年12月，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在四川境内起义。当时我在起义部队一一四师四三零团机枪二连当战士。部队于中江县接受改造时，由西南军区工作团派来了一部分干部。到我们连工作的是陈代表。
陈代表到来之前，起义部队中个别的顽固军官一面烧毁各种文件，一面下令扔掉部分武器弹药，企图煽动部队叛乱，胁迫士兵把国民党军的帽徽藏起来，准备“变天”。士兵们由于长期受着反动的宣传，又对党的政策不了解，看到这种情况，终日惶惶不安。
这天中午，陈代表来了。我们躲进院里，从门缝里向外看，想看看共产党的代表到底是个啥样子。一会儿，一个身穿灰军装、打着黄绑腿的中年人和我们原来的营长说笑着走了过来，看样子他身体不大健康，但是很有精神，一进大门，就满面笑容地跟我们握手。我寻思：这人多和善啊！又朴素又谦逊，不像“官”们说的那样凶恶呀！又一想：不！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陈代表到连不几天，就和大家混熟了，而且，啥事都有了头绪，已不像先前那样乱糟糟的。部队每天除了上课之外，晚上还常开娱乐晚会。会上，大家总是先欢迎他扭个秧歌，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唱的“想起过去心痛酸，穷人受苦真可怜，一年到头流血汗，吃不饱来穿不暖……”真是唱出了俺穷人心里的话啊！
陈代表经常找人谈话，他每次和起义的军官们一谈就谈到半夜，特别是对我们当兵的最关心。但我总是放心不下：起义前不是拚的你死我活的吗？为什么他不追究这事呢？
一天，全连到团里去上课，部队刚拉出大院，陈代表追出来喊着要我回去。我的心噗咚噗咚地跳起来，心想：为什么单叫我一个人？过去反动宣传的阴影突然袭来，心一下变得十分沉重。我急忙拉住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战士说：“你们上课回来如果不见我，请给我家捎个信，就说我……”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陈代表的办公室，两腿使劲想站直些，可腿肚子却一股劲地筛糠。陈代表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椅子上，笑着说：“坐下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报纸，卷了点烟丝，递过来让我抽。我不敢抽。他见我再三拒绝，才慢慢收回去。
陈代表和我谈开了，奇怪，态度是那么和蔼亲切。他问我家里生活怎么样，怎样当了国民党兵。一提起来，我不由得淌下热泪，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地向他哭诉起来：“1943年的夏天，我光着脊梁端着一碗煮熟的野菜，正在家门口吃，突然一支刺刀尖对准了我的胸膛，一根绳子套住了我的两臂，拉起来就走。母亲急忙跑出来向他们哀求：‘老总！他还小哇……’‘去你的，死老婆子！’母亲只好跪下来求他们，但另一个狗腿子却趁势一枪托把她打倒。我走出很远还听到母亲在哭喊着：让他穿上衣服吧……”我再也说不下去了。陈代表一面沉痛地点着头，一面掏出手绢让我擦眼泪，一面给我讲为什么穷人受压迫，穷人要想翻身得怎样干的道理。说着，他走近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多少识几个字，除了积极学习外，还要帮助别人，有什么困难，及时来找我谈谈。”
这天深夜，我激动得睡不着觉，陈代表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他是我平生第一个遇到的好人啊！想着想着，忽然紧张起来：前些日子不是还有人想搞暴乱吗？不是有人要干掉他吗？当真这样怎么得了呢？我怎么也睡不下去了，一骨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一口气跑到陈代表那里，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
一个多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人们的心渐渐地安定下来，但都迫切需要知道解放后家乡的情况，盼望着家中来信。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士兵到房东家去玩，顺便打听一下北方通不通信，哪知这下却被坏家伙钻了空子：房东是个地主，这老家伙就趁机造谣说：“现在美军亲自出马了，又占了南京、上海，北方的交通都被切断了，你们怎么能向家通信呢？”这一来，人们的心又波动起来。我把情况向陈代表汇报以后，他立即找大家谈话，但因为很多人没接到家信，还是有不少人为这件事发愁。
一天，陈代表在晚会上说：“崔伦绪同志家里来信了，信上写的有河南的情况，我已征得他的同意，现在我来给大家念念。”会场一阵喧嚷，迫不及待，陈代表念道：
“亲爱的伦绪儿，你的信妈已经收到了，现在咱们这里出太阳啦！你知道吗？压在我们头上的地主被我们斗垮了，家里分得了土地，如今晚上妈还要学习文化呢。这些事恐怕你连作梦也没想到吧？……”崔伦绪的眼含着感激的泪笑了，大家也鼓着掌笑了。这下，陈代表讲的话被证实了。
铁一般的事实，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打动了我的心：回想陈代表初到连里的时候，一排有一个战士因过去挨饿受冻，已经病得很重了，身上的虱子多得像蚂蚁窝，大小便都屙在褥子上。人们一进屋就捂住鼻子谁也不管他。部队起义时，原蒋匪军的顽固军医带着药品跑了。现在部队刚刚整编，还没有医生。只有陈代表一天三趟五趟地在他身边照顾。一天晚上，我解手回来，看见一排屋里还有灯光，就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前一看，陈代表正在给病号脱衬衣，把自己的新衬衣给他换上，然后又端起茶缸小心地喂着什么东西，末了又把自己披的皮大衣给病号盖上。第二天，他把病号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又掏出五千元钱（旧币），让炊事员给病号买鸡蛋吃。这个病号在陈代表的亲切照顾下，不到一个月病就好了。他流着眼泪说：“陈代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陈代表笑着说：“不！救你命的不是我，是毛主席，是共产党。”这件事全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就这样，陈代表变成了士兵们的亲兄弟。往后，他只要往哪一坐，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挤在他跟前要求他唱歌、讲故事，就是随便说点什么都好，谁也不愿离开他。同志们只要有点心事总想找他谈谈，甚至一些过去藏国民党帽徽准备“变天”的人，都向他讲了真心话。
后来在连队的诉苦运动中，陈代表帮助我们找到了苦根，倒出了苦水。诉苦的那天，有的人从天黑哭到天亮，有的人哭得昏了过去。经过诉苦运动，大家的觉悟提高了，认清了谁是敌人，谁是恩人。
几个月的功夫，我们这里一切都变了样，人们真像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囚笼跳进了一个欢乐和睦的大家庭，同志们高兴了，吃胖了……。
一天夜里两点多钟，我起床换岗，看见陈代表房里还有灯光。我悄悄地走近窗前一看，他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大概是准备明天的讲话材料。看到他那苍白的面色，深陷的眼窝，我一阵心酸，默默地叨念着：“代表啊，为了我们把你累成什么样了，你应该保重身体啊！”
次日晨，陈代表跟我们照常在一起吃饭。他吃得特别少，拿起一块锅巴，只咬了两口，又放回到碗里。但到上课的时候，他仍强打精神走上讲台。今天的课题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他吃力地讲着。我们正听得出神，突然他昏倒在讲台上，失去了知觉。我们一下拥上去扶起他，灌了点开水，才慢慢醒过来。我们要求他回去休息。他笑了笑说：“不要紧，稍等一下就会好的。”我们只好找条凳子让他坐着讲，他坚持着，一直讲完这一课。
然而，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讲的一课，光荣的共产党员陈代表终因积劳成疾，治疗无效而和我们永别了……当他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大家竟不由地大声痛哭起来。
如今，事情已过去十年了，但陈代表这光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里，特别是他最后给我们上的一课：《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更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