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农场的鲜明对比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粤西行

两个农场的鲜明对比
南方日报特约记者
合浦县国营东方农场办得很好，一走进去就有一种新鲜愉快的感觉。农场里荒山野地都已绿化了，各种作物充满了生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兴盛景象。
这个规模不大的山区农场，现有人口三千四百七十六人，其中劳动力一千八百六十七人。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大约有六万亩，已种各种作物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七亩，除种植一项重要的热带作物之外，另有杂粮（主要是木薯）四千零五十四亩，咖啡一千二百亩，柑桔五百九十亩，柠檬案五千八百六十三亩，经济林八千亩。此外，农场有生猪二千零九十头，牛二百五十一头，三鸟五千二百只，鱼塘三十亩；还有淀粉厂三间，酒厂三间，柠檬案榨油设备四处。农场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仅有两台拖拉机和两部运输汽车。
从上述一些简单的数字看来，这个农场坚决地贯彻了以重点作物为主，发展多种经营，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正确方针，从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农场的主体作物生长得很好。在多种经营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突出地抓好了杂粮生产。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两年中，杂粮收获的数量，可以基本上做到自给。今年的成绩将更可观，预计杂粮的收获，除留足饲料种子之外，可以完全自给而有余。这个农场也获得了逐步增大的盈利。1958年上缴九万元，1959年上缴十万元，今年将可上缴十八万元。在主体作物还未有收成以前，能达到粮食自给，又获得盈利，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显示了国营农场的优越性，也体现了我们国营农场的正确方向。
在我省的国营农场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又办得好的农场，为数是不少的。即以湛江专署的七十三个国营农场来说，落后农场只占九个。以徐闻县十三个农场为例，其中有九个农场今年的上缴数字总共可达到五百万元。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这些农场中，对粮食生产不够重视，却是带有普遍性的。在经济上有不少上缴盈利，这对国家诚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在粮食上却增加了国家的负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认为：唯有像东方农场那样，粮食有盈余，又有上缴盈利，才是最正确的经营方向。
我们也还看到，有少数农场，是办得很糟糕的。例如徐闻县的国营火炬农场，原来是1953年就已建立的老场，人口三千多，内有一千六百多个劳动力，七、八万亩耕地，但长期以来，由于主要的领导干部思想右倾，经营方针不明确，既无重点，也无多种经营，七、八年来在困难面前摇摇摆摆，打乱仗。起初专种植一种热带作物，碰到困难后又改种甘蔗，种甘蔗碰到困难又改种香料。这样，在困难面前软弱无力，缺乏斗志，变来变去的结果，就大大糟蹋了时间、人力和物力。国家投资了四百多万元，年年亏本，年年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1959年以后，他们以种植香茅为主，名义上算是抓住重点了，应该说，如果真能把重点作物香茅种好，又能开展多种经营，有两年时间就完全可以把局面扭转的。但是，那里的主要领导干部，缺乏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缺乏克服困难的雄心壮志，因而对农场的经营管理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生产十分粗放，种下的作物不是歉收就是失收。例如香茅，别的农场亩产达二千斤，他们却只收得七、八百斤；番薯，别的农场亩产也近二千斤，他们却只有二、三百斤。木薯也种得很差。生猪养了六百头，却死去了一半。这就不单谈不上盈利、粮食自给，就连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他们向银行借款几十万元，每年要缴纳很多利息，负担很重。这样的落后农场，不但不能给国家提供应有的物资和利润，反而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人们有责任向它提出严重的批评，要求它彻底地迅速地把落后的面貌改变过来。
火炬农场的这种情况，虽然是一个极其个别而又极其落后的典型，但我们的农场干部，应以此引以为鉴。为什么东方农场办得那样好，火炬农场办得却这样坏？这里面有些什么不同条件，或什么奥妙没有？我们考虑的结果，是没有。如果有，关键在于领导。两个农场，在建场时间，土地面积，劳动力，国家投资的数目，以至机耕的程度上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东方农场地处山区，地质较好，风少，但土地零星不易机耕，且气候较冷，热带作物易受威胁；火炬农场地处平原，土质较差，靠海，风多，亢旱，但土地成片易于机耕且阳光气候都好，作物容易生长。两相比较，互有优劣，只不过东方农场自然条件较好，劳动力方面比较有利罢了。但这是不是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的。东方农场在1958年以前，也有过许多波折，引起过一些是否应该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但那里的领导干部，坚决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乘着大跃进的气势，发挥了群众的干劲和钻劲，于是胜利连着胜利，树立了一面光辉的胜利红旗。而火炬农场的主要领导干部，却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摇摆不定，趑趄不前，右倾保守，软弱无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志气，因而落后于跃进的形势，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奥妙”之处就在于此，而不能归之于什么“条件”。
这里使我们想到，在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中，在国营农场普遍地获得了优越成绩的面前，我们还有少数农场的领导干部不能符合形势的要求，或不称职，或思想作风有严重缺点的。概括说来，在这当中有几种人：有一种人，对农场的经营方针缺乏认识，除思想混乱之外，对社会主义事业又缺乏责任感，缺乏雄心和斗志，暮气沉沉，作风疲沓，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他们不是披荆斩棘地领导群众前进，而是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有一种人，则有严重的大少爷作风，不是想尽办法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心安理得”地向国家伸手，年年作“伸手派”，把向国家要钱要粮看作是当然的事。在他们想来，农场是国家办的，赚钱亏本是国家的事，与我无关，亏了本，国家总得拿钱。或者说，我的农场是种植香料的，香料不能吃，国家供应粮食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人，头脑很简单，你叫我种什么就种什么，能多种别的东西也不肯多种，只搞单一经营，眼前的事物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的钱来得不容易，在困难中创业，应想尽办法，一钱多用，以一个钱来办几个钱的事，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的道理。他们事事依靠国家，光记得向国家伸手，而不是以革命促进派的精神，想尽办法为国家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所有这些人的作风，和我们所要求的作风截然不同，和我们的大跃进形势毫不相称。
我们希望，所有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都要做革命促进派，而不做大少爷“伸手派”。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责任把自己的农场办好。办好农场，不但给国家与人民提供大量的物资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财富，而且可以把人民公社带好，在公社面前铺开一条更有优越性的光辉道路。因此，办好国营农场，在今天说来有着更其重要的意义，只能办好，不许办坏，像火炬农场的这种情况，不容许继续存在。
我们已经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具备了充足的经验，完全可以把农场办好。东方农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与东方农场那样的好农场，也是不少的。这就是办好农场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