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情节、结构和人物的出场——谈古典小说中几个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性格、情节、结构和人物的出场
——谈古典小说中几个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李希凡
无论戏剧也好，小说也好，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如怎样布置局势、渲染气氛，怎样安排时机，以及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怎样表现和描写它的性格等等，也都关涉到艺术形象的创造，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更是需要作者的匠心，才能使它在庞杂的艺术形象的整体创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对于人物出场，就有不少精采的艺术处理，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在这篇文章里，我就想根据自己的粗浅的理解，来谈一谈古典小说中几个有特色的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一
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首先是关系到人物性格的表现。为了适应内容、情节的需要，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是和突出性格特征相辅相成的。作者把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当做刻划性格的艺术手段，这恐怕是通常情况下采取的方法。但是，能够写好这样的人物出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人物的性格不能依靠静止的介绍，就能够活跃在人们的心目里，而必须依靠动人的描写，从各方面显示它的特征，才能使人们看到活的人物。这就既需要精心的安排，又需要生动的刻划，使性格介绍通过具体描写表现出来。
譬如《水浒》写李逵的出场，在局势的布置上并不多，但一出场就立即进入了性格刻划，使李逵的性格取得了多方面的表现。在这里，人物出场的特色是交融在他的性格的表现里。
宋江和戴宗“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才饮得两三杯酒，只听楼下喧闹起来，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没奈何，烦院长去解拆则个。’戴宗问道：‘在楼下作闹的是谁？’过卖道：‘便是闲常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的李大哥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戴宗笑道：‘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我只道是什么人，兄长少坐，我去叫了这厮上来……。’”
这是一段虚写，在宋戴二人的叙话中，突然插入了这样一个人物。紧接着一段是戴宗引李逵上来对他的身世遭遇的叙述性的介绍，仍然是一段虚写，人物出场的行动还未在具体描写上开始，紧接着这两段虚写以后才是连续展开的对李逵的实写，也就是李逵真正开始了出场的行动，但也立刻进入了性格刻划：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瞒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
这段实写的对话和行动，才是李逵真正的出场，而这段生动的对话和行动的实写，却是极深刻地描绘了李逵的性格特征：从“粗卤”中表现了他对宋江的爱戴，也从“粗卤”中表现了他的性格的豪爽和纯朴。自然这还不是李逵出场性格特征的全面描绘，紧接着宋江借银子给李逵，戴宗还有一段对他的性格的补充的介绍：“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这厮虽耿直，只是贪酒好赌。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他慌忙出门，必是去赌。若还赢得时，便有的送来还哥哥；若是输了时，那里讨这十两银来还哥哥”。这段补充介绍实际上又是李逵在赌房赖赌的虚写，随之而来的就是李逵的赌房赖赌，江边抢鱼，酒楼打歌女，一连串的李逵的性格实写。虽然也是在交错地描写别人，但中心却是在反复突出他的性格特征，描写他的出场。而李逵的性格，也恰恰是在这个出场里，取得了多方面的表现。很显然，李逵出场的艺术处理，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它不仅层次井然——有虚写，有实写，有补叙，一步步深入地展示人物的性格，而且在写法上还采用了引人入胜的反衬手法，描写和人物性格相背离的行动，来映照他的正面性格特征。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李逵出场描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想概括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忠直和豪爽可爱，但作者却没有正面描写他这种性格特征，反而是处处写他的“不直”，像见宋江时写他怕戴宗赚他不立刻下拜；借银时明明是没有银子，却煞有介事地说他有一锭大银；到赌房里去赌，“平素赌直”，这次却由于“不想输了哥哥银子，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喉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可是，读者从李逵出场的行动，虽然看到他很多不直处，而对他的性格感受，却是非常的“直”，“直”得可爱。金圣叹说：“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因为作者是假借他的“使乖说谎”来反衬他的粗直。“使乖说谎”是虚写，粗直才是他的性格本质，用相反的表象，来写正面的品质，这只有深刻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才能在艺术上如此运用自如，而且表现出来又能使人信服。因此，李逵的出场，如果不是作者经过这样精心的构思，用了这样多的方法集中突出他的性格，是不会写得这样精采的。
人物一出场，立刻就集中到他的性格描写上去，从各种角度映照出他的性格特征，使他一出场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当然不只是《水浒》写李逵的出场特别精采。《红楼梦》写王熙凤的出场，也是非常精采的。不同的是，王熙凤的性格，并不是在出场后层层推进、采取各种方法被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场面的行动里就全面地被揭示出来了。请参看《红楼梦》第三回。
这个出场之所以写得特别精采，首先就在于作者精心的安排。为了全面揭示王熙凤的性格特征，不能把她的出场安置在接见黛玉的场面上。因为那样就会由于贾母和黛玉骨肉相见的悲痛，腾不出场面来展开对她的性格刻划，而且不能通过黛玉的眼睛揭示出她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她的性格特征在出场行动上的表现。因此，作者把她的出场安排在贾母、邢王二夫人、众姊妹都在场的时候，黛玉对于贾府的家规也已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时再让她出场，就有了她单独活动的天地，而这个众人都在的场面也便于表现她的性格，使读者看见她活跃在场面上不以为怪。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后院中有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她还没有出场，就引起了黛玉的特殊感觉：“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她这一出场，就显示出了她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贾母是贾府中的“老祖宗”，在封建家族里，所有的后辈在她的面前当然都应当敛声屏气，何况今天还有远客到此，在这样的场面里，居然敢“放诞无礼”，可见其平日也无拘无束了。有了这第一次出场的描写，以后在日常生活中描写王熙凤在贾母面前的随意说笑，随意阿谀，就使读者觉得很自然了。同时，也正是透过她这种“放诞无礼”的出场，才能表现出她深得这位贾府老祖宗的宠爱，正是这种宠爱给了她特殊的地位。
接着是具体地描写她的出场后的行动，应该说，由于《红楼梦》作者高度概括性的艺术表现能力，王熙凤的出场的每一个行动，都几乎是表现了她的性格中的一个侧面。看到林黛玉的容貌，立刻就联系到“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短短的几句话，表面上是称赞了林黛玉的容貌，实际上却是在阿谀贾母，但又不忘安慰客人，真是面面俱到，圆滑之至！提到黛玉母亲逝世，假哭起来，但一听到贾母的责备，立刻就转悲为喜，赤裸裸地表现了她善于逢迎和做作。拉着黛玉问长问短，又询问下人黛玉的安置情况，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待客热情的表白，来炫耀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和威权，一方面又是为了在贾母面前表现她对黛玉的关切。答复王夫人的给黛玉选料子裁衣服，是显示了她的精明和能干。……王熙凤的出场，虽然是通过黛玉的眼睛反映出来的，但却是何等深刻地刻划了她的性格特征，使她的出场描写，就成了她的全部性格的缩影。
从人物一出场，就进入性格刻划，出场的描写交融在性格全面展开的表现里，给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李逵的出场和王熙凤的出场，可以说是古典小说人物出场描写在这方面的突出范例。
二
不过，李逵的出场和王熙凤的出场，虽然在艺术处理上，一个是层次井然，一个是集中突出，但都还只是侧重于性格刻划，和整个作品情节发展的关联不甚密切。这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刻划，因为并没有关联到作品中心情节的发展，所以出场的描写，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局势布置，他们的出场，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又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展示人物的性格，读者无须乎有什么思想准备。李逵、王熙凤出场的写法，从他们的性格的突出刻划来看，当然是精采的；但是，如果关联到小说中心情节发展的最主要人物的出场，也缺乏局势、氛围的布置，那就会显得不足了。譬如《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诸葛亮，由于关系到《演义》的魏、蜀、吴鼎足三分的主要情节的发展，他们的出场描写，显具特色的就不是一开始集中在性格刻划上，也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地展开性格的描写，而是表现在局势、氛围的布置上。即使刻划他们的性格特征，也都是交融在情节的需要里（因为他们的性格发展和中心情节的发展密切相关，不可能在一出场时就全面展开），而不集中在全面刻划性格上。
当然，出场人物的艺术处理，尤其是侧重在局势、氛围布置上的，是更容易揭示出作者的思想立场和感情爱憎的。《三国演义》作者的明显的思想倾向，是“尊刘抑曹”，所以在他的人物出场的构思里，首先是强调了刘、关、张的作用，魏、蜀、吴三家主要人物的出场，“蜀”是受到了歌颂备至的描写，作为情节中心的主要人物被介绍出来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破黄巾英雄首立功》，不能不说作家是根据自己的爱憎做出的出场安排，然而，由于《三国演义》终究是一本历史小说，作家又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能抹杀历史的真实，不能抹杀曹操作为一个兼并战争中的英雄和政治家，在统一北方开创新的历史时代上所起的作用，因此，小说中曹操的形象，作为一个关联到魏、蜀、吴鼎足三分情节发展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三国演义》里，他的出场描写，除去介绍身世的一段（在围剿黄巾义军中第一次出现时插入的），具有贬曹的内容，其他三次出场，就都是被反复描写在政治斗争里，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被介绍出来，而且是安置在紧张的政治斗争的局势里。我把这三次出场分别节引在下面：
一　中平四年，汉灵帝病笃。董太后劝灵帝立皇子协，由于大将军何进是皇子辩的舅父，所以，
“中常侍蹇硕等奏曰：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可是，事机不密，此事被司马潘隐泄露给何进了。何进召诸大臣商议尽诛宦官之事，曹操立刻挺身而出曰：“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诛杀宦官，在亲信他们的皇帝还在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因为宦官即在“君侧”，诛宦官难免被误解为弑君，因此，曹操这种见解，虽然遭到何进的“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的申斥，却不失为在复杂斗争中的顾全大局的封建政治家的卓越见解，所以即使到灵帝已死可以诛宦官的时候，曹操仍然主张“今日之计，先宜正君位，然后图贼”。因为先正君位，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图贼的先决条件。可是，却由于何进的先强后懦，结果由宦官之祸引起了汉朝内乱。
二　宦官和何进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是当时官员们争论的中心，曹操的主张是“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我料其必败也”。何进不听曹操的忠告，反而听信袁绍的“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的“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错误政策，而且在十常侍阴谋杀害他的危急关头，不听曹操的“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入”的建议，结果不出曹操的预料，不免杀身之祸。
三　董卓入朝掌权之后，操纵皇帝的废立。满朝封建官吏敢怒而不敢言，王允阴谋图卓，借祝寿为名宴会群臣计议，作者又一次描写了曹操在政治斗争中的出场。在“众官皆哭”束手无策的情况里，曹操自告奋勇献计刺卓，……尽管杀卓的图谋虽未实现，但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在政治斗争中的行动的果断，见解的机敏。刺卓不成，就赶紧逃走，一面招军买马，一面矫诏各路诸侯讨贼，正式以割据群雄之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小说里描写的曹操的这几次出场行动，在历史事实上虽然大部分是虚构，尤其是“刺卓”和
“矫诏”，更是作者的附会。但是，作者所以把曹操的几次出场，安置在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危急关头，突出他的卓越的政见，果断、机智的行动，正是为了显示在未来情节的发展里。这个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所以能兼并北方群雄成为一代统治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如诸葛亮所说：“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几次出场描写，虽然也表现了曹操性格的一些侧面，但是，曹操的性格并没有在这里全面地展开；这些出场只突出了他的政治作为，因为这些政治作为是关联到作品情节的未来发展（当然也关联到性格的发展），没有这种局势的布置，没有这些出场行动里突出表现的曹操的政治干练，曹操的最后成为北方的统治者，群雄兼并战争中的胜利者，就会使读者没有思想准备，感到突然。而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也就显不出内在规律性来。《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思想上确实是贬曹的，但是，在人物创造和情节发展上，却并没有完全用自己的主观爱憎歪曲历史的真实，所以曹操作为一个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在《三国演义》里，并非像某些为曹操翻案的同志所说的，把曹操写成了一个小丑，相反的，就是在人物出场的局势布置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怎样苦心孤诣地企图正确地表现曹操的卓越的政治才能，即使这并不能掩盖《三国演义》的贬曹的倾向，也恰恰在这里，反映出《三国演义》作者并未违反历史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杰出成就。
如果说，曹操的出场之所以写得精采，还只是反映了《三国演义》的作者由于在对曹操的认识上并未违反历史真实的安排的结果。那么，诸葛亮的出场之所以写得精采，就完全是作者为了颂扬这个人物倾全力的精心构思的安排了。
在《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的出场，就是历来传为美谈的“刘玄德三顾茅庐”。当然“三顾茅庐”，实际上也是写了刘备的如饥如渴的求贤的愿望，和礼贤下士的封建政治家的风度，但中心还是为了布置一个浓重的氛围，以显示诸葛亮在小说主要情节发展上的魏、蜀、吴鼎足三分中的重要作用。
诸葛亮的出场在小说里的伏线拉得很长，在他出场以前，到处是虚写，到处是疑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三国演义》作者是怎样具体描写这次出场的。
刘备初得诸葛亮的消息，是在所谓“跃马过澶溪”、“南漳逢隐沦”的节目里。刘备逃脱了蔡瑁、张允的谋害，进入了隐沦之居，遇到司马德操。这位水镜先生慨叹于刘备“左右不得其人”，“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建议刘备“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刘备问他“奇才安在”。他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是，刘备再追问他：
“伏龙、凤雏何人也？”他却只说：“好！好！”再不肯吐露实言。这是故做惊人之笔的虚写，在刘备和读者的心目中，埋下了伏龙、凤雏的种子，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对于诸葛亮的出场来说，还只是一个楔子，因为连他的真实姓名，也还在五里云雾中……
究竟怎样从疑阵里走出来呢？不久以后，在新野市上出现了一位“葛巾布袍，皂绦乌履”的歌者，引起了刘备的“此人莫非水镜所言伏龙、凤雏”的怀疑，邀入县衙，问其姓名，却是单福。这个单福虽然也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在这里，却不过是扮演了一个衬托诸葛亮出场的垫场人的角色。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单福曾帮助刘备用奇计袭了樊城，杀败了曹仁的军队。但是，由于单福的出现，只不过是诸葛亮的“影子”，所以昙花一现之后，立刻就被曹操骗走了（原来这单福就是徐庶，曹操把他母亲骗到许昌，作为人质，逼迫他不能不离开刘备而去投曹）。在不忍相离的情况下，徐庶走马荐诸葛。
疑阵到此才算散开，读者也像刘备一样，“今日方知伏龙、凤雏之语”是指的何人。然而，“伏龙”的疑阵虽然真象大白，云雾却还没有完全散去，诸葛亮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
“一顾茅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到的只是农夫唱的诸葛亮的隐士歌。到得庄前一问，却是“先生早出”，“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刘备只好“惆怅归去”。在归途中，“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刘备误以为
“此必卧龙先生也”，“急下马向前施礼”，结果闹了个笑话，这人并非卧龙，而是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刘备请教他，他发了一通“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的议论。一顾茅庐的结果，就像张飞所说的：“孔明又访不着，却遇此腐儒。”
“二顾茅庐”，“时值隆冬，天气严寒”，“瑞雪霏霏”，将近茅庐，听见两个人在酒店里高唱隐士之歌，“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刘备又误以为“卧龙其在此间”。上前一问，却又是卧龙之友颖州石广元，汝南孟公威。这两个人对刘备的请教，比崔州平还干脆，崔州平还发表了一通隐士的腐儒之论，他们则索性说：“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刘备到了草堂前，扣门问童子：“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吟咏，急上前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那少年却慌忙答礼曰：“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而卧龙又出外闲游，不知去所了。刘备只好留书告辞，在路上还错认了一次孔明的岳父黄承彦……这二顾茅庐仍然是白跑了一趟。
“三顾茅庐”，是在第二年的新春了。这次算是遇到正牌的卧龙了。不过，他还在草堂上昼寝未醒。醒来后，“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纵论天下大事，所谓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
如此周密地布置局势，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来描写一个人物的出场，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范例。
在诸葛亮出场的局势、环境、氛围的曲折的安排里，虽然对隆中人物作了不少隐逸的渲染，其中当然有浓重的道家神秘成分，因为这样，好为这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之体的诸葛亮的出山，准备下它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形象、性格的发展条件。但在艺术效果上，却没有使人感到它是在宣扬隐士思想，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流的隐士思想，反衬出诸葛亮的务实的雄才大略。愈渲染他们的隐士思想，就愈能显示出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和他的事业心。由于诸葛亮的出场，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同样是关系着《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鼎足三分的情节的发展。还是看看迟迟出场的诸葛亮的精采的开场白吧：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闇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这是诸葛亮一出场就给刘备谋画的造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建立霸业的大计。刘备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个计划，才有了蜀汉的天下，也正是因为刘备实现了这个计划，才有了汉末一个时期的鼎足三分的局面。因此，诸葛亮的出场，从小说情节的艺术真实性看来，它确实是在小说中心情节的发展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这才是小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设计、安排如此曲折的出场描写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不能忽略作者的用意也是在“神化”他所歌颂的人物。
三
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作为作家的艺术构思中的艺术处理的一种手段来看，它不仅关联着人物性格的创造、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样的，有时也关联到结构的需要。也就是说，作者通过人物出场的处理，来展开作品结构的整体安排，或者是用它的出场来牵引全体，或者是使它的出场成为作品内容的见证人。在这样的艺术处理中，虽然也突现了人物性格，其目的却在于通过这个性格来映照作品所描写的复杂生活。而从艺术安排来看，它的出场却在客观上满足了艺术结构的要求。这样的人物出场，它必须关联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大多数场合，这类人物并非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这种人物出场，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虽然并不多见，但也有两个突出的例子。
例子之一是《水浒》高俅的出场。《水浒》的长篇结构的连环状态，虽然保留了说话讲述阶段的特点，但是，在它成为文学形态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水浒》作者还是做了一番符合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的艺术安排的。高俅的出场，所以放在长篇结构的开端，就是适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水浒》里的高俅，是一个帮闲的破落户，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得到了未登皇位的宋徽宗的“青睐”，收为“宠臣”，等到徽宗即位以后，这个帮闲的破落户就被一下子提拔成朝廷的大官……作者为什么在这样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的结构开端，没有首先描写农民起义英雄而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呢？七十回本《水浒》的第一回金圣叹的《圣叹外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金圣叹虽然从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观点出发，恶意地曲解《水浒》作者把高俅的出场放在长篇结构开端的深意，但是，即使在这种恶意的曲解里，金圣叹也无法掩盖作者通过高俅的出场描写暴露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昏庸的结构开端的意图，及其在《水浒》整个长篇结构中的意义。高俅出场的结构开端，虽不能确定整部小说矛盾的性质，却是矛盾展开的基础，是构成矛盾的背景——由他和宋徽宗的结合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随后发生的事件，都和高俅的出场有一定的关联。故事情节由它的出场而获得了具体的发展，由高俅的出场引出了王进因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的迫害发配充军，最后逼上梁山；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而且贯串全书，高俅始终是作为梁山起义军的镇压者而展开活动。因此，它的出场，有力地推动了《水浒》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矛盾的性质。尽管在《水浒》的结构里，它也是通过连环式的关系发生作用，但是，它在长篇开端这种出场作用的意义，却是无法抹杀的。
例子之二，是《红楼梦》的刘老老的出场。当然，从刘老老的性格来看，它也是曹雪芹创造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但是，她的出场，在作者的艺术构思里，却主要是考虑了结构的需要。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一本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作品，它所反映的生活是复杂的，它所描写的人物是众多的，因而，为了展开故事情节，真实地再现生活，就必须有精心的艺术安排，才能使它的结构依照生活的复杂性织成一个周密的艺术的网，刘老老的出场就是起了整体结构布置上的网结的作用。《红楼梦》作者在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里，就说明了他如何在庞杂的生活现象里抓住了刘老老出场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意图：
按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然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
为什么安排刘老老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在描写贾府的生活中有“头绪”的作用呢？很明显，是因为她的出场，对于整个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描写和小说的结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刘老老一进荣国府，正式展开了《红楼梦》的现实内容的生活场景的描写。刘老老再进荣国府（第三十七回），作者在对她的活动的详细描写里，更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结构意图。作者是有意地假借刘老老的出场，通过刘老老的眼睛和嘴，不断地点出贫富贵贱的悬殊，形象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生活的奢侈、淫佚、罪恶和腐朽，等到刘老老最后一次进荣国府时，（第一百十九回）这个封建家族已经处于土崩瓦解的绝境了。王熙凤再也没有料到，这个最初向他们乞讨为她们所耍笑的乡下老婆子，最后却是她的独生女儿的救命恩人。贯串首尾的刘老老的几次出场，一方面是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典型形象，同时，她也是一个“第三者”——这部荣宁贵族兴亡衰败史的见证人。她的几次出场，在描写这个封建贵族生活的兴亡史里起了网结的结构作用。
现在该是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了，我要附带声明几句，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的精采描写是很多的，我这篇文章不能一一加以分析。原因是这篇文章只是从一种角度出发的，即从人物出场结合着性格创造、情节发展、结构作用来谈的，即使是如此，也依然是只谈了几个例子，而且论述也不一定是确切的。同时，也不是说，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描写，就值得现代作家毫无批判地学习，因为人物出场的处理，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它同样的也烙印着作家的思想意图。怎样布置局势，渲染氛围，怎样安排时机，以及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怎样表现和描写他的性格等等，这都绝不是作家艺术构思中孤立的现象，而是联系着作家对于人物的阶级的爱憎感情，联系着作家对于社会和生活的看法。此外，人物也会有时代的阶级的差别，他们的出场，也会带来时代阶级生活的印迹；如果生搬硬套，就会歪曲了人物性格。所以，这里所谈到的几个人物的出场，对于我们，最大限度也只有借鉴上的意义——他们，古代的作家是怎样处理人物出场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