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党总支书记李同怀领导生产一切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党总支书记李同怀领导生产一切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消息：河南省清丰县马村公社踩鼓庄大队党总支书记李同怀，在领导生产中，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事事对群众负责。
对党负责　对群众负责
李同怀在工作中，无论大事小事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按照他的认识，要真正完成党的任务，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他在领导生产中，就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工作的。
前年秋季，马村公社给踩鼓庄大队分配了卖二十一万斤余粮的任务。李同怀根据各小队实际产量情况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种子、饲料指标留足后，只能卖余粮十七万多斤。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呢？他就在党总支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基层干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社员生活，努力支援国家建设。强调生产，忽视生活，或者强调生活，忽视支援国家建设都不对。要是卖二十一万斤粮食，就会影响社员生活，就不能算“真正”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全大队就卖了十七万多斤余粮。
去年秋季的情况，却和前年相反。由于社员发挥了高度积极性，战胜了严重的旱涝灾害，因而收成比往年都好。公社要求他们卖二十万斤余粮。可是秋作物收打过秤后，他们一算账，除“三留”外，净余粮食三十二万五千多斤。这时，李同怀又和全体干部、社员代表一起讨论，应该向国家卖多少余粮。
当时，有的说：“大家为了战胜旱、涝灾害，用了最大的努力，三十多万斤余粮实在来之不易啊！公社要求卖二十万斤，咱卖上二十五万斤，就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下余的咱们可以多吃一点，多储备一些，应该留点‘后路’啊！”
“不！我们对待上级，对待群众，都不应该考虑‘前路’
‘后路’的问题。”李同怀说：“应该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现在国家需要粮食，我们多打了粮食就应该尽力支援国家，支援灾区。卖二十五万斤余粮，是不是就算真正完成了任务？”接着，他组织干部和群众讨论了怎样正确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的问题。为了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他还带领干部和社员代表深入灾区访问，组织社员代表监督“三留”粮食的过秤入仓，向群众亮明了家底。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党总支提出来的“支援国家，支援灾区，多卖余粮”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群众的实际行动。干部、社员高高兴兴地向国家出卖了三十一万斤余粮。大队还留下了一万五千斤储备粮。
开政策花　结生产果
李同怀从实际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实事求是和执行政策，是一回事的两方面。要不按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就没有个标准；要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就很难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因此，他常常向党员干部讲这番道理，并经常组织大队、小队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对于涉及党的政策问题，绝不马虎从事。
去年春天，县委考虑到各公社、大队都要在秋季多栽些红薯，但是薯苗不足。县委和踩鼓庄大队商量，希望他们充分发挥红薯保管好、育苗技术高的有利条件，由县里拿出粮食抵换他们队的鲜红薯当种，多育红薯苗。李同怀和大队、小队干部研究之后，认为这对支援兄弟社、队发展生产，以及增加自己队的收入，都有很大好处。于是，就愉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没想到开始育红薯苗时，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大队对小队都实行了“四固定”、“三包一奖”制度，现在这项计划以外的生产，谁出劳动力，谁拿本钱，收入又归谁呢？有人向李同怀说：“这件小事，用不着这么商量那么讲究的，不管‘四固定’还是‘三包’，先把红薯苗育好了再说。”李同怀却认真地向他解释道：“这些实际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各小队和群众的积极性，结果是欲速不达，甚至还会把事情办坏。”
李同怀把这事和干部、社员一商量，果然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提议应该由大队集中搞，收入全归大队；有的说：干脆全部分到各小队搞，省得大队麻烦。李同怀想：要是大队集中搞，就会打乱小队的“四固定”；全部分给小队搞，收入多少是次要问题，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社员也不会同意。到底怎么办好？副书记王运卿说：“能不能采取大队经营，小队出工，收入分成的办法呢？”王运卿的话，打开了李同怀的思路。经过讨论，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既能发展大队经济，又能调动小队的积极性。于是红薯育苗工作，就在各小队很快搞了起来。在七个小队中，有的是火炕育苗，有的是温床育苗，一个比一个搞得好。最后全大队完满地完成了县委交给的培育红薯苗的任务。很多兄弟社、队，都及时栽上了夏红薯；踩鼓庄大队，也增加了三万四千元的收入。
依靠群众　摸透情况
李同怀常常想：要领导好农业生产，种好庄稼，就要依靠群众，首先摸透不同土地、不同作物、不同肥料、不同气候的脾气。摸透了这些脾气，再来个对症下药，丰收就没跑了。所以，他从不乱讲没把握的话。在一次夏收夏种会议上，公社提出适当扩大红薯种植面积。当时，他觉得踩鼓庄大队没有那么多宜种红薯的土地，达不到每人平均种八分地的要求；但究竟宜种的地有多少，一时又摸不准。尽管当时有人说他：“一个大队的党总支书记，连这点家也不敢当吗？”他却认为这样的事，应该同小队干部和社员商量后才能决定。
回队后，他立即向干部和社员传达了公社的指示精神，并讲明适当扩大红薯种植面积的好处和意义。接着，组织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深入田间调查，又召开了有王顺兴、李九安等七人参加的老农座谈会。老农们对种植计划，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总支根据小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将一千二百亩麦茬地进行了分类站队，除去淤地、洼地等不宜种植红薯外，实事求是地确定了红薯面积。其余的土地虽然种红薯不适合，但也本着多种高产作物的精神，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
李同怀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也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因为他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生产小队在作物安排和种植措施上的管理权，所以每在生产上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解决。去年，李同怀曾经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确定：要把村东的二百多亩地，都种成棉花，作为公社联合棉花丰产方的一部分；沿清（丰）南（乐）公路两侧的地，都种成粮食作物，作为公社粮食丰产路的一部分。后来和群众一讲，有几个小队干部和老农“参谋”就议论开了。五小队分支部书记李青松说：“俺队靠公路两沿那二十来亩轻砂带碱地，历来最适合种棉花，种粮食作物收成总不好，怎么要叫种成粮食作物呢？”老农李更山说：“同怀呵！搞丰产方、丰产路，可不能瞎来呀！村东那块二百三十多亩地，甭看北头五十来亩种棉花怪好，可南边那一百八十多亩是重淤地，种棉花光长大棵，有了棉桃就僵瓣，种上玉子、大豆要比种棉花强。”大家的意见，给李同怀很大启示。他就立刻向大家作了检讨，又召开了各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共同研究重新修订了生产规划，并确定了继续以小队为单位搞丰产方的办法。
由于李同怀同志和其他干部领导作风踏实，踩鼓庄大队的生产连年都有发展。去年虽然遭到严重的旱、涝灾害，还赢得了较好的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