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杜老的治学作风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学习杜老的治学作风
关锋
从报上看到杜老国庠逝世的消息，甚感悲痛。从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着想，更觉得杜老的去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和杜老认识不久，不太熟悉，会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畅谈则只有一次。但我对杜老的印象却很深。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我反复地读过，深以为这些著作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治学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59年“五四”前后，杜老来北京开会，住在新侨饭店。我曾和林聿时同志，到杜老的住处，向他请教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一些问题。那次畅谈了四、五小时，直到深夜方休。经过这次畅谈，对于杜老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观点和学风，有了更多的了解。杜老很谦虚。他说，他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也是“半路出家”。他说，他写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一些文章，对于青年说来，对于总结中国哲学的斗争及其发展规律说来，不过是“土桥”，也许对年青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有点方便；但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则需要由年青的一代来完成。去年，杜老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集，题名为《便桥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杜老在谈话中，极力鼓励中国哲学史战线上的新进。他把搞出一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寄希望于年青的一代。但是，他虽然年迈，行政工作又忙，却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1959年，杜老就在着手写作关于墨子的一部专著。杜老对于墨子是有长期的研究的，不知这部专著完成否？
我曾谈到我们很少古文字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古代哲学思想增加了一些困难。杜老又一次说，他也是“半路出家”。接着就谈到了清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他说，我们搞中国哲学史的，要有汉学家的本领，但不要成为汉学家，既戒空疏，又要戒“玩物丧志”。对于校勘、训诂、辨伪这一套，重要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又肯下工夫读古籍，掌握必要的资料，就会大大地超过前人，把古籍的校勘、训诂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宋学家和汉学家对于历史文献，都有断章取义之弊，宋学家的这种弊病多出于望文生义或者故意歪曲，而汉学家则多出于拘泥一字一句之解，弄得支离破碎，把原意给掩盖了。谈到“断章取义”，杜老很感慨，大意和收在《便桥集》中的《“断章取义”与“还而体会”》一文所写的差不多。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一提起‘断章取义’，就联想到所谓‘赋诗’。大概，‘断章取义’的作风是起源于赋诗吧。翻开《左传》来，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关于赋诗的记载。说得有声有色的多半是朝聘盟会中‘赋诗见志’的故事……。这种宴会中的赋诗，惯例是各人就现成的诗中找一首合适的叫乐工唱，用来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情意。只要与当前的环境调和，与本人的身份恰合，诗中的辞句有足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行，做诗的人的真意怎样可以不管的。”“用断章取义的眼光去读诗说诗，固然要害了诗，而用着同样的方法去引诗或其他文字，假借它来做自己的论据，来装点自己的学术，一定也要害了学术。一切混乱，诬妄，曲解，附会等毛病，都会从这里生出来。”“似乎是在翻旧账，其实不然”，这种作风，现在“还活着”。那次谈话，杜老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活着”的断章取义的作风，说了不少。这些话很对。我以为，这是切中了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之属于“一个指头”的时弊的。
杜老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确是踏踏实实的。他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从数量上看不算太多，但质量好。例如他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便桥集》等。这些著作中的论点，固然有一些可议之处，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它体现了一种优良的学风。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真正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及哲学体系之间的联系、哲学上两大阵营的斗争及其发展的线索。对古典哲学文献，他所涉及的，都分析得很细致，而无繁琐考据之弊。杜老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例如对于墨子、墨经、荀子、公孙龙的哲学，都有若干创见。这些创见，从大的方面看来，大都是颠扑不破的。他对公孙龙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研究公孙龙的人，大都是说到公孙龙哲学是诡辩论、“客观”唯心主义，就完了，对于公孙龙哲学体系的特殊形态则不加深入分析或很少深入分析。而杜老的《论公孙龙子》（载《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却是集中注意于揭露和剖析公孙龙哲学的特殊形态。他对公孙龙哲学的“指”、“离”、“藏”和“物指”这几个基本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这样一来，公孙龙哲学体系就豁然而解了，它的特殊形态和结构就被抓住了。经过这种分析，杜老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公孙龙哲学是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并由此分析了公孙龙哲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公孙龙哲学是怎样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社会的现实”。固然，对于公孙龙哲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公孙龙的思想渊源，他和尹文子的关系，从解剖公孙龙哲学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等等；但是，杜老的研究，却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公孙龙哲学体系基本上给我们解剖开了。这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基础。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像杜老的《论公孙龙子》这样深刻的，实在不多。这篇文章没有引用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句，也没有引用很多训诂、注释之类的资料，但可以让我们深深感觉到，作者在挥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剖刀，一步一步地进行解剖，处处击中公孙龙哲学的要害。杜老这篇文章以及关于墨子、墨经和荀子的文章，其意义和影响，大大超过了对一个哲学体系的解剖和批判，因为它体现着正确的研究观点、方法和治学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
“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矛盾论》）这是研究问题的普遍的方法论，对于研究哲学史、解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说来，当然也必须如此，即：对具体的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揭露它的特殊的范畴、逻辑结构，特殊的质，特殊的形态。否则，例如断言老子是
“客观”唯心主义，公孙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孟子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种断言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不深入分析它们的特殊的质、特殊的形态，只把“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往它们头上一套，那是没有用处的，不但没有解开这些哲学体系，而且应该说，解剖工作还没有开始进行。不能认清它的特殊的质、特殊的形态，当然批判也就不能击中要害；从中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更是谈不到的；甚而还可能把“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形上而学的唯物主义等等概念，变成套语，以致不仅不能对于当前的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反而提倡了一种坏的学风。哲学是“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恩格斯语），只有对某一哲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剖，捉住它的特殊本质，才可能对这个哲学体系的阶级性作出深入的分析。如果用相反的作法，对哲学体系不加分析，用简单的公式去套：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这时的反动阶级是某某阶级，所以某某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反映某某阶级的要求的；即使这种断言是对的，也还没有弄清它是怎样反映某一阶级的要求的，这种作法常常弄得牵强附会，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概念庸俗化。杜老的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大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具体的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绝不停留在某某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判断上，而是进一步进行解剖，分析它们的特殊的质、特殊的形态。这样，就不仅能够正确判断某一哲学体系的阶级性，而且能够分析出它是怎样的反映某一阶级的要求的——这种反映，一般的说，都不是直接的（如果略去他的政论的话），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抽象。
杜老关于哲学史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有的放矢”，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服务，令人读了有鲜明的现实感；没有那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古而古”的味道。例如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都是针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曾经喧闹一时的一股逆流而发的。还有题为《红棉屋札存》的一些读书札记，大都是针对断章取义、“六经注我”那种资产阶级学者的作风而发的。近几年，他写的关于印度“因明”和墨家逻辑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在《便桥集》中），则是针对关于逻辑学的一种错误倾向而发的。他对哲学史确是有踏踏实实的研究，力求“古为今用”，这就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读这些文章，使人们感到它所体现的“古为今用”，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或者只是从古代找一个由头来做今天的文章。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经常同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人物打交道，经常在故纸堆里扒梳，要坚持“古为今用”、为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却必须坚持，而不使自己沉淀在史料的大海里。要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作出对于当前实际真正有用的成绩，最根本的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哲学史工作者本人的世界观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问题，绝不是记忆和在文章中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就行的，这一方面的缺陷也绝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史料知识所能弥补于万一的。
对三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史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总结，写出一部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是需要中国哲学史工作者通力合作、长期奋斗的。
杜老去世了。“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哲学史工作者要更加努力，促使早一天把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写出来。我们要学习杜老的治学作风，学习他那种踏踏实实的作风，学习他对具体的哲学体系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而力戒断章取义和表面化的弊病，学习他坚持“古为今用”的精神和方法，防止不自觉地坠入“为古而古”的泥坑。
悲悼杜老，情不自已地写了这篇短文。我所说的不一定对，所述他的一次谈话也很可能和原意有出入。但我相信，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认真读杜老几篇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对于改进学术研究作风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