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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踏实深入的宋书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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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1-02-10
第3版()
专栏:河北通讯

作风踏实深入的宋书斌
宁丁
在河北省宁津县,人们都说张彦恒公社的面貌变了样。1960年,这个社先旱后涝,中间还来了一场冰雹,受灾面积达二万五千亩,但仍然夺得了较好的收成。这个公社的干部、社员们说起这事来,总是先夸奖一番他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宋书斌。这里记下宋书记领导生产的几件事。
讨底
宋书斌到张彦恒公社任党委书记,是1959年1月开始的。到那里的第一天,他首先请原有的党委副书记刘玉升、吕金廷等介绍了全社的情况。这些同志的介绍,本来是交代得一清二楚的。但对不熟悉这里情况的宋书斌来说,却觉得像一堆乱麻。就拿土质来说,全社的十一万七千亩耕地,就分沙、壤、红、黑、粘、碱等六、七种土质。从地势上看,四女寺碱河以南的大庄管理区,地势高的几乎和河堤相平,而河北的大单、大付、大瓮管理区地势却比河底还低。在耕作技术和种植习惯上,河南、河北也有着较大的差异。他想:临来的时候,县委也曾经嘱咐过:“张彦恒公社是个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地区,你到那里以后,要首先把全社的情况掌握起来,否则,领导生产就坐了‘没底轿’……。”想到这里,他暗自下了决心:对!深入调查研究,不坐“没底轿!”
第二天,他把这个想法和几个副书记一说,大家都很赞成。于是,他的“长途旅行”开始了。他逢人拜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一天,他来到三洼生产队。这是一个盐碱区。这时,一伙社员正在白花花的碱地里刮碱土。他凑过去,接过一位老大爷的锨一边模仿着社员的动作刮碱土,一边微笑着问:
“老大爷,刮这碱土作什么用啊?”
宋书斌这一问,把老头问乐了:
“哈哈,碱土倒没什么用,可是像这重碱地,不这么办,它就不给咱长庄稼!”
“噢!像这样的地,就叫重碱地,还有轻碱地?”
“有,有。”另一个老头抢着说:“不光有轻碱地,还有湿碱地、花碱地、杠碱地,……好多样哩!”
老大爷说的这一套,对于缺乏种碱地经验的宋书斌来说,觉得都是些新知识。于是他又追问:
“哦!这碱地和那碱地有什么区别呢?”
“唉,区别可大啦!”接着,你一言我一语,把附近各村各是什么性质的碱地,每种碱地各有什么特征,适宜种什么庄稼,等等,挨个儿说了一遍。宋书斌听了社员们这番话,正好印证了党委副书记刘玉升等同志对他介绍的情况,这不仅加深了他的记忆,而且使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全社有三、四万亩碱地,如果全部改造好,这不是很大的增产潜力吗?
就这样,宋书斌不避风霜之苦,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深入调查研究,历经十五天的时间,踏遍沙、壤、红、黑、粘、碱等各个不同土质的地区,把全社这块“大花花地”的脾气、各个地区的耕作技术、种植习惯、甚至风土人情等,基本上调查了一遍。
寻师
在四女寺碱河北岸,从于渤海到太平辛生产队之间,有一个三十来里长的带形大洼。这里土质盐碱,地势洼下,春冬泛碱,白如铺雪,夏秋积水,一片汪洋,年年寸草不收。宋书斌发现后,暗想:如果把这片荒地种成水稻,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同公社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酝酿,有的人说行,有的人说不行。说行的有根据,说不行的也有理由。“到底行不行?”他决心要把这个闷葫芦打开。
他在全社的支部书记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中好些人都说:“咱没种过稻子,闹不清这事呀!”
“你们想想,咱社有没有种过稻子的人呢?”
“俺们村有个于福禄老汉,他过去在小站种过稻子。”于渤海队支部书记于德奎回答了宋书斌的发问。
第二天上午,宋书斌来于渤海生产队“拜师”了。于福禄老汉对他说:
“要像那个大洼的土质,只要经常有水,准行!怕的就是半路上断了水。……”
“怕的就是半路上断了水!”在回公社的路上,宋书斌反复咀嚼着这句话。他想:这片大洼,南靠四女寺碱河,北有龙庄河,水源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单凭一个老农的看法,是不是靠得住?于是,他决定再寻师访友,奔走一程。
一天,他听人说,交河县东光公社有一个姓焦的老头,种了好几十年的水稻,人称“水稻把式”。这个消息使宋书斌太兴奋了,他当即登程,直奔东光而去。来到东光公社,通过公社党委的帮助,他找到了这位姓焦的老农,向他请教了种水稻的事。焦老汉的说法,和于渤海队于福禄的说法一样。这一下,可乐坏了宋书斌。他认真地记下了焦老汉的话,又详细地询问了种植水稻的技术。第二天一早,他就急着回张彦恒公社来了。
在一次常委会上,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种植水稻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先试种七十五亩,由张彦恒生产队来搞。这个建议向张彦恒队提出后,多数干部、社员赞成,但也有的认为,这里从来没长过庄稼,更没种过稻子,如果不行,岂不是劳民伤财?还有的认为,种水稻太麻烦,不如把人力、物力用到别的地里去。这些认识,都被宋书斌用充分的理由和根据说服了。通过宋书斌的直接参加和干部、社员的一致努力,这七十五亩稻子,获得了亩产二百五十斤的好收成。
深入
在常委会讨论全社作物种植计划的前一天夜里,宋书斌同志反来复去地琢磨,脑子里想起了社员们说过的事情:
大付管理区的社员曾说:“俺们管理区尽是些碱地,最适合种棉花和高粱。可是,前年有人主张多种高产作物,实现地瓜(即甘薯)化。这下子,地瓜秧子碱死的碱死,淹死的淹死,一下砸了锅。心是好心,可是没好结果。”
大单管理区的干部、社员曾说:“俺们管理区是沙壤土,种地瓜最合适。前年,俺们这里有一多半耕地种了地瓜,可捞着大的了,除自己吃以外,还卖出六十三万斤地瓜干,支援了兄弟地区。谁知去年给俺分配的地瓜种植面积又减少了,结果产量就没有前年多。”
这些话,一连串地响在宋书斌的耳边。他想起了县委负责同志说过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实际出发。……”
在宋书斌的主持下,常委会根据历年经验和今年的国家要求,讨论了作物种植布局问题。哪个管理区适宜多种地瓜,哪个管理区适宜多种棉花,又有哪几个管理区,根据土质宜多种玉米、谷子、多穗高粱等杂粮。……
可是,常委会这个打算是不是完全符合每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呢?宋书斌同志想:“具体到每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一定还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他把这个意见提交到常委会,常委会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决定领导干部分头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帮助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更好地安排好生产计划。
宋书斌来到冯庄生产队里询问他们怎样安排生产计划,能不能种棉花?支部书记冯宝其向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冯西庄村四女寺碱河彼岸,有五百四十亩碱洼地,其中有二百亩十年九涝。根据过去的经验,除种高粱把握较大以外,种棉花很少收成。宋书斌听了这番介绍,便和支部书记冯宝其同志,坐着小船到了河西,反复观察了地形、土质,又经过认真的分析、考虑,就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安排种植。果然,这个生产队便把这片洼地全部种了高粱。
后来,这二百亩洼地,除三十亩因涝没有播上种以外,其余一百七十亩,虽然遭了涝灾,但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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