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谊深情廿五年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厚谊深情廿五年
梅兰芳
1935年我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带了剧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作了演出，曾经结交了许多苏联朋友。这是我个人同苏联朋友结交的开始，到现在二十五年多了。那年回国后就常常接到苏联朋友寄来有关文艺创作的书刊，我也从通讯中告诉他们我的艺术活动的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占了上海，我到了香港。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我又回到上海，蓄须明志，杜门谢客。有一天电话铃响，我的朋友代接，他对我讲，苏联塔斯社的记者，一定要你自己接。我就拿起耳机说话，只听对方说中国话：“您是梅兰芳先生吗？”我答：“是的。”他又说：“我希望到府上来，和您谈五分钟的话，听说您不见客，但务必答应我的要求。”我说：“那就请过来吧！”半小时后，塔斯社的记者到了我家，我从楼上走下来，拉开客厅的玻璃门，看到一位苏联朋友从沙发上站起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仔细打量着我说：“好！梅先生身体很健康，我放心了。”我说：
“您是否听到些什么话？”他笑着说：“我接到总社从莫斯科打来的电报说，那里听到谣传您逝世了，所以要我看到您本人，现在我马上回去打电报告诉总社，让他们放心。”说完就和我握别。我说：“请您代达我对苏联朋友深切关怀的谢意。”我当时很受感动，但却不知这个谣传是从何而来。
1949年，革命胜利了，我从上海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塔斯社的罗果夫同志同车，他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向他打听那次塔斯社记者访问我的事，他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说：“那一次从重庆苏联驻华大使馆传来一个消息说：中国有一个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逝世了，接着又听说可能就是您，当时苏联戏剧界、文艺界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已经筹备开一个追悼会来纪念梅先生，所以我们总社就拍一个专电到上海分社，叫记者访问您，必须见到本人，才能证明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后来接到复电，大家才放心。”我说：“我对这件事的印象也极其深刻，在患难中，受到苏联文艺界这样的关心，是令人难忘的。”最后我告诉他：那一年，我国京剧界著名老生余叔岩先生逝世了，可能是这样以讹传讹的。
1952年岁暮，我随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归途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我们参观游览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我在圆柱大厅、都城饭店与苏联朋友欢度了新年。
1957年11月，我随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苏联热烈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伟大节日，在奥帕拉兹卓夫、波列伏依、考?楚克、华西列夫斯卡娅诸同志家里作客。西蒙诺夫夫妇在百忙中也赶到波列伏依家里来和我们见面。我还见到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鄂山荫同志。我们举杯话旧，促膝谈新，亲密得如同弟兄一般。
有一次联欢会是令我念念不忘的。我和田汉、阳翰笙同志等到了高尔基大街演员之家的楼上，俄罗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波柯洛夫斯基和许多位卓越的戏剧家欢迎我们走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那天见到的一大半是老朋友，而这个地方我也是并不生疏的，墙上挂的名人照片，甚至一架钢琴，都足以引起我深长的回忆。波柯洛夫斯基同志致了欢迎词，并阐述了十月革命对世界人民的巨大意义。最后，他郑重地从一个精致的公文夹里取出一份文件来，诵读了俄罗斯戏剧家协会送给我的荣誉奖状，对我的表演艺术和社会活动作了概括的论述，也谈到1935年我在苏联演出后对苏中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他还说：本会理事会主席雅勃洛奇金娜同志因年事已高，（听说将近九十岁了）不能到场主持授奖仪式，可是她在奖状上已亲笔签了名。波柯洛夫斯基同志就在这位苏联人民演员——老艺术家的下面签了名，接着俄罗斯戏剧家协会理事会副主席达里柴夫、以及许多位苏联人民演员、俄罗斯人民演员、功勋艺术家签上了名。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从主席手里接过这份银质封面上刻着俄罗斯戏剧家协会赠送字样的珍贵礼品，我致了谢词，田汉同志也讲了话。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洛维奇·丹钦柯音乐剧院的名演员克玛尔斯卡娅在发言中，谈到1954年随剧团到中国参加国庆典礼和演出的感想。著名话剧演员斯柯宾娜，是1956年专诚到中国来看过我们的话剧会演的，所以对这方面的感想谈得比较多。名导演彼得洛夫谈到1935年和我在莫斯科初次见面的光景，以及当时看到我演出的《被压迫者的复仇》
（《打渔杀家》）、《睡鞋的秘密》（《汾河湾》）、《宇宙锋》、《醉酒》，还有《孙猴子偷桃盗丹》、《林冲夜奔》（名武生杨盛春主演）……等节目。他还说，当我在莫斯科演出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柯两位老先生几乎是每场必到的，这两位艺术大师对中国戏的用心研究，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我还想起名导演梅耶荷尔德和《怒吼吧中国》的作者特莱杰亚柯夫等几位老朋友，他们天天到高尔基街音乐厅看我们的戏，我也到梅耶荷尔德剧院看过话剧《茶花女》。我们常常在艺术上交换意见，他们对中国戏的表演法则特别是手的姿势感到兴趣。当我问到这两位故友的情况时，才知道都已作古了。但与我年纪相仿，六十岁上下的朋友，却大半还健在，并都兴致勃勃地工作着。
1958年的夏天，彼得洛夫同志到北京来参加关汉卿纪念会，在会上他热烈地发言，从这位戏剧家的扼要而概括的论点里，不仅看出他对中国戏曲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也说明他具有丰富的世界知识。那时正巧遇上彼得洛夫同志的华诞，田汉同志发起为他做生日。在北京饭店一间客厅内，点起一对红烛，朱漆盘内堆着寿桃、寿面，壁上挂着田汉同志送的寿诗，我也画了一把松鹤同春的扇子送给他。那天寿翁——彼得洛夫同志非常高兴，他吃着中国菜，喝了葡萄酒，面带春色地对我们说，第一次领略到中国民族形式的寿宴，感到温暖亲切，别有风味。我们也觉得这样的祝寿，更增加了中苏友好、如兄如弟的深厚感情。
我不能不想起，在我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节日里，以乌兰诺娃、列别申斯卡娅、普利谢茨卡娅、契斯托娃等杰出的芭蕾舞表演家组成的芭蕾舞团跋涉万里到中国来与我们共度佳节的情景。
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周年的节日里，我又有机会随着中国代表团访问了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
1960年2月17日，我们从巴库坐汽车涉过黑河、白河，一路上还看见了一些出乎我意外的水牛。走了二百五十公里，来到拔海八百多米的山区、基洛夫集体农庄。庄员们热烈欢迎中国客人，而我们和这些精神充沛的阿塞拜疆的男男女女很快就亲热起来。他们围成一个栲栳圈，有几个人走到当中跳舞，这时有一位庄员来请我也参加跳舞。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翘起脚，挥舞着左右两臂，跳起阿塞拜疆的民族舞，这好像我们京戏里拉云手的架子，但是动作急促快捷，表现了这个民族豪迈爽朗的特点。
当我写到这里时，接到苏联汉学家艾德林同志寄来的苏联戏剧月刊1960年第十二期，里面有他写的文章，介绍中国戏曲表演形式的特点，也谈到看了我的戏以后的感想。从他的文章里，我还追忆起去年春天住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的时候，他曾约我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座谈会，我在那里一边说，一边做身段来解答苏联朋友提出的问题，艾德林同志热情而细致地为我做翻译，这是十分可感的。
屈指算来，二十五年中我四次访苏，到过苏联许多有名的城市，结交不少亲密的朋友，苏联朋友对我深厚亲切的友情，是用很大篇幅都写不完的，有些甚至是文字所难以表达的。上面所举的例子，只是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中的二三件而已。在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的日子里，过去这些值得回忆的事，不断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