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诗和事
何明
在休息的时候，读一些《诗话》，可以长知识、扩眼界，也还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杜甫有一句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存中批评这句诗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而这株古柏高有两千尺，岂不是太细长了吗？于是引起了一位和沈存中抱着同一个方法论的博学家之考证雅兴，旁征博引，东考西考，说是一围即一尺，径四十尺、高二千尺，“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作《历代诗话》的吴旦生，对这“针锋相对”（！）地激烈争论的双方，批评得好：这是那里来的“算博士”啊！（《历代诗话》卷三十八）
有一传说：杜诗可以治疗疟疾。《西清诗话》就编了一段故事：有一个患疟疾的，朗诵了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不灵；朗诵了“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持掷还崔大夫”，果然痊愈。抱着机械方法论的胡苕溪，在其所著《渔隐丛话》中，从另一个极端说道：“世传杜子美诗可以愈疟，此未必然。”“观子美有诗云：‘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可见杜甫自己也免不了发疟子啊？吴旦生批评说：“杜诗截疟，亦如‘檄草陈琳，头风可愈’……之意”，胡苕溪解诗太往“认真煞讲”了；“灵于人而不灵于己，皆高头巾认真之过也。”（《历代诗话》卷三十六）批评得好，尤其是“高头巾（就是书呆子）认真之过”这一句，讽刺得如实、辛辣，真是刺到书呆子的骨髓里去了。这是治呆病的一味良药。
诗不是数学，也不是物理学、化学、医学。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的眼光来对待诗，一方面会害了诗，用这种眼光来要求诗，就会消灭了诗；一方面又会害了事，用这种眼光领会诗，并“按图（诗）索骥”以律事，则歪曲了事。如果“高头巾”当了郎中（用今语称呼就是“医生”），拿着一本杜诗查药方，岂不麻烦？
诗——其实不仅是诗，一切文艺都在内，而且就是科学论文也不免有几句文艺——如果不夸张、渲染就不成其为诗，“认真煞”解诗，诗就成了“妖孽”，例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杜甫说古柏“四十围”“二千尺”，不过极言其高大，而杜诗可以愈疟，也是“诗”，不过极言其感人之深；无奈“高头巾”硬要机械地以事解诗、以诗责事罢了。
如此说来，难道反映论不适用于诗和事的关系，诗不是事的反映吗？不。适用，完全适用。但是这是艺术的反映、诗的反映，也有其特殊的形态，由此却是可见：用形而上学的机械反映论去看问题，在诗和事的关系上也会闹出大笑话来的。